赵超构致刘秉麟手札

       今年盛夏的一个夜晚，温州藏友金顺仁兄发来一帧赵超构手札图片，嘱我一辨真伪。手迹如同人的容颜，它会伴随岁月的成长而发生变异，同时也会烙上人际过往与世事沧桑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我挪过台灯，细看笔迹，发现与我原本熟悉的赵氏手迹相差甚远；但凝视良久，又见那字体犹如魔块般幻动，隐约透发出一种久违罕见似曾相识的眼熟。
       我翻找出收藏的赵氏手迹逐字逐句反复比对，并与上海赵超构女婿陈舜胜教授一同核实，最终确定此函属赵氏青年时期手迹。这是目前发现的赵超构存世最早的一封信函，它填补了赵超构青少年时期手迹的空白，对研究赵超构有着及其重要的文化价值。
       信是随意写在一张活页练习簿上的。尺寸大小，长21厘米、宽26.7厘米；右起，竖行，钢笔字。赵超构的大学同学缪天华曾在散文《超人和逸庵》中谈过赵氏笔迹：“他写的字，字体向右边倾斜，自然是潦草的，但尚可辨认。‘我父亲常常骂我，说我的字是短命字。’他这样对我说，承认自己的字很差，不敢拿出来给人家看。”

       信笺上的字略显笨拙，带有几分稚气，果真“向右边倾斜”。经辨认，内容如下:

秉麟师：
       兹呈上“推克诺克拉西”一稿，未审能合商务之用否？内容系根据各原书编成，终以学力所限，支离破碎，难可成章，尚乞我师痛加删削。编此并无别意，仅欲介绍该理论之一二而已，惜关于功能诸点，创唱（倡）者亦未脱神秘色彩，故未敢妄加按断，只就所理解者引释。批评自有严正学者在，非浅薄如构者所能也。构流离沪上，窘迫不堪，始敢冒渎，如我师稍加援助，济以膏火之资，则感德无已矣！
                   受业
                            赵景熹敬上
                               五．九日

       落款景熹，乃赵超构学名。为当年浙南文成老家龙川“赵同春私塾”先生徐更卿所赐，一直沿用至中学、大学，最终成为他的笔名之一。收信人秉麟，姓刘，赵超构大学业师也。

       据史料介绍，刘秉麟（1891—1956），又名炳麟，别号南陔，尊称“南陔先生”。湖南长沙人氏，为我国现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他八岁进私塾，师从章士钊。出版的代表作有《经济学原理》《李斯特经济学说及传记》《近代中国外债史稿》，译作有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财政学大纲》等。他与中国公学颇有缘份：年少离蓉赴沪，在此就读中学直至大学预科；1917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又于1919年返校任教务长；1920年往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归国后又重返学校任教授，并一直担任中国公学商学院院长。
       刘秉麟还是中国经济学社理事，经常奔赴南京出席财政会议，并参与了中华民国《工商法》的起草和制定。他除了在中国公学就任教职外，1926年后还担任了商务印书馆法制经济部的编辑，曾与何炳松合编“社会科学小丛书”；与马寅初等名家被任命为“大学丛书”编委会委员，这个委员会是当年社科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半官方最高学术领导与决策机构”。
       赵超构年少时不是一个好学生，学业平平；因受学潮影响，他在温州中学提前退学，连高中文凭也没拿到手。1928年他经日本作短暂的游学后，一直流转上海、南京等地寻求继续深造的机会。中国公学是一所民办公助的大学，录取新生较为宽泛，不受高中文凭等条件限制。1930年秋季，赵超构如愿考入这所大学，与有“小陈毅”之称的儒将陈沂、台湾著名作家缪天华、温州爱国民主人士王思本等都成了同校的同学。
       赵超构上大学期间，正是中国时局之多事之秋，内忧外患；校内各种势力派系林立，风潮迭起，教学秩序十分混乱。他攻读的是政治经济学，幸运的是成了刘秉麟、罗隆基等名教授麾下的门生。赵超构的学业长进明显，尤其是对所学的专业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校期间，他就开始撰写有关经济类文章，试着向《申报》“经济专刊”投稿，相继发表了《英美法之货币战》等经济述评，同时他又在《工商半月刊》《银行周报》等刊物上发表了《世界经济会议蠡测》《世界经济会议所应取之对策》等经济专论。

       函中谈到的“《推克诺克拉西》一稿”，应该是赵超构编撰或翻译的论稿。“推克诺克拉西”（Tecbnocracy）是一种经济学说，为美国地方技术师斯密斯（Willam H.Smyth）于1919年创造，主张“一切工业，应交给一般优良的专门家管理，以免被少数资本家专有私利”。1929年10月美国证券风潮发生后，经济即陷于空前的大恐慌，倡其说者司各脱（Howand scott）提倡用“推克诺克拉西”来“救济美国今日失业工人日多的危局”。一时间，世界各地的报章杂志都在讨论这种学说。
       此时的赵超构将自己闭关在出租屋里，阅读了大量的经济学书籍，对“推克诺克拉西”学说颇感兴趣，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编撰“《推克诺克拉西》一稿”，正如他在信中所说的：“编此并无别意，仅欲介绍该理论之一二而已，惜关于功能诸点，创唱（倡）者亦未脱神秘色彩，故未敢妄加按断，只就所理解者引释。批评自有严正学者在，非浅薄如构者所能也。”
       该手札仅有日期，未注明年份。根据赵超构大学履历行迹分析，年份应该在1932年。是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件，吴淞中国公学校舍遭日军炮火炸毁，校舍、图书、仪器设备被毁坏殆尽，被迫延期开学。赵超构“流离沪上，窘迫不堪”，成了实足的“流亡大学生”。
       其间，他在“各原书”的基础上，再结合自身学习体会编撰了“《推克诺克拉西》一稿”，并于5月9日向业师刘秉麟投稿，以期在商务印书馆刊行。一方面不至于荒废学业，另一方面赚点外快，以减轻家庭之负担。他在信中向老师坦言：“终以学力所限，支离破碎，难可成章，尚乞我师痛加删削”，“如我师稍加援助，济以膏火之资，则感德无已矣”。寥寥数语，足见其迫切及至诚之心矣！
       年仅23岁的大学生赵超构，利用课余编撰“《推克诺克拉西》一稿”，这应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殊不料“生不逢时”，结果竟然不了了之。是业师刘秉麟撒手不管不予“援助”吗？非也。
       究其原委，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5月份以后，中国公学风潮不断，校内秩序几乎失控，作为校董、教授会执行委员之一的刘秉麟，忙于奔命，已无暇顾及受业之托——6月1日，陷入风潮难以自拔的刘秉麟在《申报》刊登启事，宣告辞去中国公学校董及教授之职，即为例证。二是自“一·二八”事变以后，他担任编辑的商务印书馆及印刷厂惨遭日机轰炸焚毁，业务惨淡，大部分人员面临解雇遣散（包括他本人），他即便有心“援助”，也已力不从心。

       赵超构“论稿”刊行之事，就此作罢。除此信函外，赵超构再未提及此事，也未有“秉麟师”见诸文字。同年8月，刘秉麟经同事好友引荐，携眷带口赴湖北武汉大学另谋高就。先当经济学系主任，后又接替杨端六兼法学院院长，一度代理武大校长，最终留任于经济系编译主任。他在武大度过后半生，几度沉浮。卒于1956年，享年65岁。
       刘秉麟有给赵超构复信否？赵超构与他后续是否再有交集？“《推克诺克拉西》一稿”今又何在？这一切，都成难解之谜。文化名人身后的谜团，在历史寂寥的天空里总是显得那样从容不迫，且难以捉摸，时间永远是寻找真相或打开答案最可信赖的“金钥匙”。
       金顺仁兄发手札图片给我的时候，该手札正在孔夫子旧书网“墨笺楼”书店火热拍卖。当我上网时，发现这封小小的信札，从50元起拍，已一路攀升至2500余元。金顺仁兄有收藏温籍名家手札之癖好，也参与了拍卖，但这次因价格偏高，内心犹豫而迟迟不肯下手。这封在市场上罕见露脸的赵超构青年时期手札，最后又将花落谁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