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屏的晚风吹进鳌里
(文/张嘉丽) 偶然的机会，曾见到一张鳌里学校的一张学生合照旧影。那带着年代感的旧照上，凝结着无声的故事，让人不禁生出探寻的念头。凝视照片，背后是寂灭的光阴。那张斑驳的毕业照，宛若一扇半掩的虚门，只消指尖轻推，拂去满墙尘埃，那隐于光阴深处的琅琅书声，便穿过百年的松风，踏浪而来。循着书声溯源，我们望见的，是烟雨鳌里，以及那座曾惊艳过一个时代的南屏小学（鳌里小学前身）。
名校之木，必扎根于厚土，南屏小学与鳌里周氏有着分不开的关系。明崇祯六年，鳌里周氏先祖自福建寿宁跋山涉水，叩开了这片蛮荒之门。初至之时，是漫长而料峭的拓荒。鳌里周氏的先辈们磨破的双肩，压着沉甸甸的盐担，在青田与景宁险峻的官道古驿上，踩出了一条血泪交织的生路。凭着这股于绝境中开局的坚韧，周家在西坑的荒野间燃起了炼铁的炉火，洗沙淬铁，百炼成钢。
清末民初，当周家子弟挑着锃亮的铁器，踏入更广阔的市井时，这个曾经风餐露宿的家族，已然在浙南的群山中，完成了一场从商贾巨富到一方望族的涅槃。
富甲一方后，鳌里周氏没有沉溺于田产连绵的锦衣玉食，而是将大笔财富用于办学。这一抉择，便铸就了后来一所遐迩闻名的乡村学校，即声震浙南的南屏小学。
南屏小学渊源颇深，前身为明末“屏川义塾”。据《青田教育志》记载，“明末清初，叶孟圭用下垟都铺寺院的寺院租在青田县内八都屏川（西坑）安福寺内创办屏川义塾。后易名南屏书院。”
《鳌里村志》记载，清光绪年间，南屏书院生员日渐增多，都铺的寺院租难以承受学院的日常开支，加之让川叶氏和西里叶氏争夺书院管理权，相持不下，办学举步维艰。叶氏独具慧眼，毅然将书院托付于当时财力雄厚、崇文重教的鳌里周氏。清宣统元年（1909），敖里周氏接收了南屏书院。接手后，南屏书院即改名为南屏小学，办学地址仍在安福寺。
鳌里周氏接手南屏书院后，因书院距鳌里村尚有五里之遥，周氏子孙上学颇为不便。民国三年（1914），南屏小学迁入鳌里鳌峰公祠，更名为南屏两级小学，由周方忠出任首任校长。民国十一年（1922），因学制变革，学校再更名为南屏小学。
鳌里周氏接办南屏书院，并非普通的交接，也非寻常校产的更迭，而是一场文化薪火庄严神圣的赓续。
既然接过了书院，周氏族人便决心办出一流学府。他们深谙“强师出高徒”之理，不惜重金礼聘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清末举人与民国大学毕业生执教。
其实，早在接手南屏书院之前，鳌里周氏便已为子孙铺就了求学之路。清乾隆年间，族内周均进便设立“养贤租”，将田租专作教育基金，资助后代读书。此传统绵延不绝，至民国初年达至鼎盛，周氏各房捐纳的祠堂租共计5000银圆。
这份基金有着严格的分配法则：凡科考中榜出仕者，不论人数多寡，皆可独享或合收祀租；若拔贡得仕，则折算一年祀租充作进京路费。到了民国，资助力度更为惊人：一名大学本科生可获千余石祀租，衣食无忧；周桢、周长信等留洋学子，更是每人拿到1000银圆的巨额资助。
然而，鳌里周氏并非只予不求。“养贤租”在倾力供学的背后，也对学成归来者立下了铁律：凡大学毕业生，必须回南屏小学义务执教一年，不领一文薪水，唯需将外界最新的办学理念与教学手段，毫无保留地反哺故里。
在浙南山区，这无疑是一条“惊世骇俗”的族规：重金送你走出大山，你又必须无偿回报乡梓！但正是这条铁律，造就了令人惊叹的奇观：仅1924年，周定、周公藩、周棣华、周桢、周志修5位从北京各大学毕业的顶尖学子，悉数回到南屏小学登台执教。
彼时，你若置身其中，定会撞见这样一幅画卷：那些从北平、沪上归来的青年学子，褪去洋装，披上长衫，扁舟转辙，踏破崎岖古道，奔赴西坑。当乡间私塾尚在枯守四书五经之时，南屏的黑板上已跃动英文字母；当封建礼教仍严如铁壁，这里已传颂白话新声，首开男女同校先河。
这岂止是一所乡村小学？它分明是闭塞群山中，洞开的一扇时代之窗。回乡反哺的莘莘学子，用超前的教育理念和新颖的教育方式推动南屏小学的教育发展。其中，周绍适的“废科举上大学”思想、周德三的“读书救国”论、周定的“京音教学”法等，都为南屏小学办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鳌里周氏后人至今仍津津乐道那份超前的震撼。在这里，乡野学童早早地便与陌生的英语打上了照面。而带来这一切的，正是那些刚从京沪学府走出、便扎根山门的年轻先生。他们以新思想为明灯，以新理念为火把，更以高洁的风骨无声润泽着讲台下的稚子。那份潜移默化的精神拔节，最终化作了学子们破浪前行的底气。
“德厚而成人，学优而成才；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是当时南屏小学的教学理念。在此理念的教育和新思想的引导下，让学生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志存高远，发奋学习，通过升入高一级学校深造，最终实现自己的想梦。
当年的南屏小学，立于窗内的，是一群开风气之先的引路人；走出窗外的，亦是一个个掷地有声的不朽灵魂。这般超前的风骨与远见，化作润物无声的薪火，淬炼出一大批卓尔不群的栋梁之才。他们有革命家，有将军，有教授，有专家，有学者，有新思想先锋等。
在鳌里，人人都知道的要数周定了。
1924年，从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的周定，本可在繁华都会安享优渥前程，却毅然提着皮箱，一头扎进鳌里的苍茫大山，接任南屏小学校长。
三尺讲台上，这位饱受新学洗礼的青年，弃绝了陈腐的子曰诗云，向山里娃播撒民主与科学的火种，教习注音符号，更鼓励女学生放足剪发，挣脱桎梏。然而，他在鳌里播下的这点星火，终成燎原之势。
之后，周定辞别校园，毅然投身革命洪流，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温州组织武装暴动。1927年不幸被捕后，他受尽严刑拷打却宁死不屈，最终在温州紫福山英勇就义。昔日南屏讲台上的儒雅教员，终成血洒刑场的革命烈士，周定以碧血丹心，为这所小学挺起了一根顶天立地的精神脊梁。斯人已逝，浩气长存，如今的鳌里村为他修建了烈士纪念馆，永远铭记这位为国捐躯的周氏族人。
与周定的慷慨壮烈不同，同为南屏校友的周德三，则用另一种温婉而坚韧的姿态，诠释着“读书救国”的真谛。早年的日本留学经历，让他深知国势衰微之痛。回国后，眼见官场腐败，他愤然弃官，一头扎进偏远的鳌里。他未曾选择做独善其身的隐士，而是将全部心力化作沃土，滋养家乡的教育与实业。在南屏小学的讲台上，他常以此语寄语后生：“中国要不被欺负，就得有真本事。”他不仅亲手擘画新校舍，更将务求真知的种子播撒进学生心田，把那些留洋带回的先进科学火种，悄无声息地揉进了山乡的泥土里。
当年南屏小学的自然课，总是藏着无数好奇与惊喜。在那间教室里，或许就端坐着日后的“当代林学宗师”周桢。正是这座深山学府，最早替他推开了那扇眺望自然的窗，让一抹绿意在他心中生根，最终长成中国近代林业科学与森林经理学的参天大树。
周桢的青年时代，正值山河飘摇。他痛心于国土沦丧，毅然立下以林学拯救家国的志向。1918年，周桢负笈北京农专，成绩冠绝侪辈；1925年，他自筹资金远赴德国，专攻森林经理学，成为该领域负笈西行的第一人。学成归国后，他的身影穿梭于北京农业大学、浙江大学、西北农学院等学府的讲台，更与林学泰斗梁希结为高山流水的挚友。
抗战烽火中，院校西迁，哪怕颠沛流离，他仍带着学生在秦岭的深风密雪中勘察测绘，用脚步丈量苦难的大地。五十余载深耕教坛，半生风霜，满门桃李，周桢以其不可磨灭的功绩，为中国近代林业撑起了一片葳蕤的绿荫。
与周桢一样，从南屏小学这方讲台上汲取了最初养分、而后走向广阔天地的，还有水稻专家周长信。
自深山学府走出，周长信的心却始终紧贴着故乡的泥土，将一生的悲欢都交予了农学。他不求书斋里的清谈，只愿双足深扎进田间地头，让纸面上的理论在泥水里生根、拔节。无数个栉风沐雨的日夜，最终凝结成了一株株穗大粒饱的良种，让原本贫瘠的土地，翻涌起沉甸甸的金浪。这位曾任江西农业大学教授的学者，一生躬耕于农教一线，将满腹经纶化作了秋日稻穗的璀璨金黄。那稻香里，藏着农家饱食的欢颜，也镌刻着他推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不息步履，堪称当之无愧的“农人脊梁”。
以及曾主政一方的浙江省长夏超。夏超曾为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浙江省长，中将军衔，追赠陆军上将。
据说，夏超幼时是跟随父亲读书的。其父夏贡九是位秀才，曾在南田和南屏书院教书，他便在南屏书院开了蒙。夏超后投身行伍，一路做到了杭州警察局长。他曾策动反袁独立。1924年，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浙江省长。
从南屏小学走出的，还有开出国留学先河的周绍佶，他东渡日本求学，回国后投身研究所，最终在民主革命中殉难；有国民党少将军官周志轩；有航天部“有突出贡献专家”周建初，以及银行专家周志旦、糖业专家周志新、高级工程师周光南；还有教授周价。戎马报国者亦不乏其人：黄埔军校毕业的周孰书、周绍侃、周志增、周葆珺，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周际校、周志勇、周志标、周孔标、周规法，中央军校毕业的周胜师。他们中，有的在抗日战争中献出了生命，有的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浴血奋战。此外，还有许多名校毕业的杰出人才。这一长串闪耀的名字，如星辰般从这座偏远的学堂升起，散入风云激荡的历史长河，各自照亮了一方天地。
由南屏小学走出的众多人材中，有一个人的身份十分特殊。他叫周光裕。周光裕是长工的儿子，同样毕业于南屏小学。周光裕是鳌里的大户人家并不剥削家里的长工，而且十分尊重他们，不仅为他们建房娶妻，长工的子女也同主人的子女一样有到学堂读书的权利。
周光裕父亲是周定家的长工，受周定影响，他由南屏小学毕业后，徒步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后又从抗大毕业参加八路军。建国后在国务院、浙江省财政厅等政府机关历任要职。由此可见，当时鳌里的大户人家不仅有着乡绅风度，对穷苦大众也有着人道主义关怀。
所谓“群贤辈出，人杰地灵”，从来不是上天的恩赐，而是先进思想与深厚底蕴碰撞出的必然。
由于教育质量优异，并有着深远的影响。民国初年，教育部特授南屏小学“三等金质嘉祥褒章”；1920年，临时大总统徐世昌亲题“敬教劝学”匾额相赠；省立处州中学更是打破常规，特批南屏毕业生免试升学。那块金漆匾额，是对这所小学“启蒙开智”的最高礼赞。现此匾额悬挂在鳌里周定烈士纪念馆中。
在历史的时光中，南屏小学于1932年更名为鳌里乡中心小学，后随岁月更迭并入西坑镇畲族学校。曾经名噪一时的南屏小学，最终化作了一页薄薄的地方志。
然而，南屏小学真的消失了吗？
如今，当你站在鳌里村的土地上，眼前的石木校舍已几经倾颓改建，不复当年模样，昔日学子亦已消逝在岁月深处。但周氏先祖富而重教的风骨、周定烈士碧血丹心的赤诚、周德三弃官返里的执着，早已挣脱了有形建筑的束缚，化作这片土地不朽的灵魂。
那些不灭的风骨与赤诚，化作了岁月深处琅琅的读书声，融进了一代代后人的骨血里，生生不息，奔流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