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弦歌，一册青简里的南田旧事

 

   (文/张嘉丽)历史有时并不写在庙堂的碑石上，而是藏在一册册泛黄的日记里，藏在一座座旧祠斑驳的木柱间。浙南群山深处，南田古镇静静伫立。八十多年前，一批承载着浙江文脉的典籍，曾在这里躲避烽烟；当年一位名叫朱炳华的年轻人，也曾在这里，与书为伴，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

   早年，我有幸见过朱炳华老先生一面。彼时先生已90多岁，谈及往事，目光却依然清亮。他向我娓娓讲述了那段烽火岁月：讲述他如何与书结缘，如何在深山祠堂里，与浙江图书馆共度了那段颠沛而温热的时光。

   1921年岁末，朱炳华出生于南田镇横山村。幼时的他瘦弱得很，仿佛一阵山风便能吹倒，直到五岁才渐渐强健起来。也正是在那一年，他学会了拉二胡，咿咿呀呀的弦音，成了他童年最温柔的底色。

   因体弱，他九岁才踏进南田中心小学的门。小学毕业后，他辗转于谈阳学校、南田补习班，还在刘斐候先生假兰松公祠所设的补习社里读过书。“假兰松公祠的补习班办得极有章法，”谈及往事，多年后他仍记忆犹新，“除了国文算术，还增设了英文一科，由斐候先生的公子际源教授。父子俩教学的热忱，如春风化雨，谆谆善诱，让我学业颇有长进。”

   民国二十七年（1938）一月，十七岁的朱炳华受聘于瑞安谈阳初级小学，那张泛黄的聘书上墨迹清晰：“兹聘请朱炳华为本小学教职员，全年薪金大洋捌拾元，川膳在内，油灯炭火由校供给……”寥寥数行，承载着一个山村青年对未来的全部憧憬。此后数年，他先后执教于张坳小学、南田乡中心学校，三尺讲台，成了他挥洒青春的舞台。

教书之余，他心中的求学之火从未熄灭。1942年，他考入温州中学。命运却弄人，入学未满三月，战火便无情地撕碎了课桌上的宁静。

   他的日记，为那个惊惶的春天留下了最真切的记录。5月22日，他写道：

   “日局渐形紧急，同学们也有点恐惧起来……这几县临海，日本人一登陆，他们的家乡或许会受到日寇掠夺，所以同学早日回去，否则日寇登陆，他们回去就来不及了。”

   5月23日，他的笔锋愈发惊惶，字迹也显得仓促起来：“先生来报：瑞安海港敌船三艘，汽艇三十余艘，像要登陆的样子。你叫同学们怎样不恐慌呢？”

   到月末，金华、丽水、温州相继沦陷，学校停课。朱炳华也和同学们背起行囊，踏上了归乡的山路。他不会想到，故乡南田，即将迎来一群特殊的“客人”，以及他自己一段与书为伴的奇缘。

   1942年，是浙江抗战史上最沉重的一年。杭州早已沦陷，战火步步紧逼，浙江省政府机关、学校纷纷迁往山区。这一年的6月30日，浙江图书馆自丽水碧湖辗转迁入南田，馆舍设在刘南耕祠；次年8月，省通志馆又自云和大坪迁来。一座浙南小山村，霎时成了全省文脉栖身之所。

   刘南耕祠，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是一座合院式木构建筑。天井里洒下的阳光，照着一箱箱小心翼翼运抵的典籍；那些珍本善册，则被秘密运藏于刘耀东先生的旧居华阳小筑之内。乱世之中，书比性命还金贵，护书的，是一群宁可舍弃家产也不肯舍弃青简的读书人。

   刘耀东，字祝群，别号疚庼居士，曾参加光复会与同盟会，此时受聘省通志馆，续修《浙江通志》。华阳小筑建于民国六年（1917年），同样是一座合院式木构建筑。祠堂之内，书案之上，先生们在这深山冷坳里，一笔一画地续写着一部省志，仿佛外面的炮火，惊扰不了纸上的千秋。

   在南田避难的岁月里，图书馆没有关过一天门。山民的孩子第一次见到了那么多的书，避难的知识分子在油灯下重拾了笔耕。弦歌，在烽火中不曾断绝。

   正是这段特殊的历史，让这两座建筑在七十余年后被赋予了不朽的纪念意义，2013年，刘南耕祠与刘耀东旧居双双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木柱上的雕花早已斑驳，可那段“典籍藏于山、文脉存于人”的往事，被永远镌刻在了浙南的青山之间。

   1944年春天，教员聘书到期，经刘耀东介绍，二十三岁的朱炳华走进了浙江图书馆南田临时办公点，负责图书管理与资料整理。

   从此，他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件件清点，一册册登录，拂去书箱上的尘土，仿佛拂去战争落在人心上的灰烬。

   朱炳华做事认真，深受同事欢迎；而馆藏的万卷图书，对他而言更是天赐的课堂。在那些动荡的年月里，他如同一个饥渴的旅人，在书海中贪婪地汲取养分。白日理书，夜晚挑灯夜读，战火在山外燃烧，书卷在山内散发着安静的力量。

   在民族最危难的时刻，一座躲进深山的图书馆，一群护书理书的普通人，守住的不仅是几箱典籍，更是一个民族不至于失忆的根脉。

   1945年，抗战胜利的曙光终于照亮了浙南的群山。当年12月中旬，浙江图书馆自南田启程，取道返杭。朱炳华作为馆员随队同行，护送图书进山时他不在，可护送图书出山、重返西湖的队伍里，有他坚实的脚步。

   1946年1月，一行人抵达杭州，初住新民路54号，半月后转至外西湖25号。朱炳华从此落户杭州，离开了生活二十余年的南田山水。

   初到杭城，西子湖的温柔让他心醉，城市的满目疮痍却让他心碎。那时的杭州，与他原先想象的“道路宽阔、高楼林立”截然不同。

   他回忆，当时比较宽阔的街道只有湖滨路、迎紫路（现解放路）、膺白路（现南山路）和平海街，其他闹市区的街道都比较狭窄，两车交会都得及早减速，慢慢挨过；街道两旁的房屋大多是木结构，低矮陈旧。

   战争的创伤随处可见：大学路东首那座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化建筑，本是杭城的地标，却因日寇轰炸坍塌了楼顶，沦作马厩；环卫部门甚至利用尚未遣返的日俘清理垃圾、填平白堤锦带桥至平湖秋月段的人行道斜坡。日俘拉车运泥，被孩子们戏弄也不敢作声，这场景，让朱炳华心中五味杂陈。胜利了，可劫后的山河，处处是待愈的伤痕。

   新中国建立后，朱炳华在浙江图书馆继续工作，兢兢业业。工作之余，他到省委机关学校初中语文科学习，1955年取得结业证书。他觉得“人只有不断学习，才会有进步，才会有觉悟与更高的追求。”一个从战火中走来的图书馆员，把“读书”奉为一生的信仰。

   然而，命运的指针在1962年再次转动。国家困难时期，国务院下达精减职工、减少商品粮人口的指示，馆里秘书陈元淳多次动员原籍农村的职工回乡务农。

   从1946年到杭州工作起，至1962年，朱炳华已在杭州度过了整整十六个春秋。他此前一直从事教学工作，妻子深知他体弱，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若回乡务农必然困难重重，因此恳求他不要离开浙江图书馆的工作岗位。

   一边是妻儿的恳求，一边是国家的号召。作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朱炳华最终还是选择分担国家的困难。同年7月，他带着全家，告别了工作十六年的杭州，回到了生养他的南田。

   十六年前，他随书出山；十六年后，他携家归山。来路与归途之间，是一个普通人写给时代的答卷。

   回乡后的生活满是艰辛。六十年代的农村，全家六口人的生计，仅靠他每月18元的工资勉力维持。为养家糊口，1963年，他再次拿起教鞭，重返讲台。从教员到馆员，再从馆员到教员，命运画了一个圆，可无论圆心转到哪里，他都站在教书育人的那方天地里。

   我见到朱炳华老先生时，他已年近百岁，身体依然硬朗，只是听力衰退。与他交谈时，需凑近些、大声些。但他仍保留着一个坚持了一辈子的习惯：写日记。从温州中学的惊惶春天，到南田祠堂的理书灯下，再到杭州西湖畔的十六载春秋，他的笔，几乎从未停过。他依然每天写上几行，或陶冶情操，或记录点滴。

   望着那双虽已浑浊、却依然闪烁着温润光芒的眼睛，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岁月带走的，或许只是他的听力；带不走的，是这位老人一生与书为伴沉淀下来的从容与安宁。

   那一册册留下的日记，就是一部微缩的历史：它记录着一个普通人在烽火岁月中的颠沛流离，也记录着和平年代的坚韧与乐观；它见证了一座图书馆在战火中的南渡北归，也见证了一代中国读书人“典籍重于身家、文脉重于性命”的赤诚。

   如今，先生已去，弦歌犹存。青山依旧，祠堂犹存。刘南耕祠的天井里，阳光一如八十年前那样洒落，只是当年理书人的身影，已化作历史的剪影。那位在灯下伏案疾书的老人，也带着他满纸的山河岁月，安静地走完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

   有人说，图书馆是一座城市的心脏。那么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浙江图书馆把心脏藏进了南田的深山，而山里的百姓、山里的青年，用自己的坚韧与淳朴，守护着这一次心跳。

   朱炳华的故事，是那个时代无数普通人故事的缩影。没有惊天动地，却字字千钧，那是一曲关于生命、关于希望、关于坚守的弦歌，在浙南的群山间，久久回响，不曾散去。

   此文，不仅为纪念那段岁月，同时也为致敬所有在烽火岁月中守护文脉的浙江图书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