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格在时光深处的光影 ——曾经的侨乡照相馆
（文/张嘉丽
即便是在霓虹闪烁的上海滩，对寻常百姓而言，走进照相馆也是一件需要攒钱、梳洗、换上新衣，甚至怀揣着些许忐忑的郑重之事。而文成，这个隐匿在群山深处的山区小县，却在上世纪60年代，于县前街悄然矗立起一家在当时看来极为“洋气”的铺面——侨乡照相馆。
这家照相馆的出现，并非无源之水。文成是著名的侨乡，建国前虽照相业主不多，然而早在抗战之前，吴允碟便已开设了最早的个体照相馆，从事黑白影像拍摄。至1951年，大峃镇的照相业已发展至4家，奠定了这座山城光影记忆的基石。
侨乡照相馆始创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坐落于县前街。《文成地名志》记载：县前街，西起县府，东至大峃埬，横穿建设路、大峃街，长460米，阔10米。这条混凝土路面的街道，因西端位于县政府门前而得名。当年两侧县府、侨联、体委、人民银行、邮电局等20多个单位鳞次栉比，是县城商业最为集中的街道。
侨乡照相馆是一家几人合伙经营的店铺，馆主之一陈生，生于1944年，系老华侨陈得春的长子。彼时的陈得春，仅仅是位为了养家糊口而握着剪刀的裁缝。他一路缝纫求生，足迹遍布温州、上海，最终融进了香港的十里洋场。
陈生十四岁时，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去香港与父亲团聚，唯独他因学业留在了文成。他未曾预见，这一次的留置，竟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风暴的开端。
在那个政治气候严峻的年代，海峡两岸烽烟暗起，海外关系成了无端的通敌嫌疑。陈生之父不幸蒙冤，被冠以“美蒋特务”之罪，全家深陷政治漩涡。
受此株连，刚初中毕业的陈生，一夜间由侨乡少年沦为“特务子女”，求学之梦戛然而止。更为无奈的是，他申请赴港与家人团聚也因政治身份被拒，只能羁留故土，在漫长的等待中直面命运的无常。
无书可读，无路可走，陈生在逼仄的现实里，决定自己给自己凿一扇窗。17岁那年，他萌生创业之念，便与几位好友一同在大峃第四村开设了一家照相馆，就这样跌跌撞撞地闯进了光影的世界。
初创之时，照相馆内设备十分简陋，仅有一架老式三脚架相机，还是几个人东拼西凑购置的。那时的照片皆为黑白影像，若有客人追求时髦想要“彩色”，全靠画笔小心翼翼地涂抹，那是那个灰白年代里最笨拙也最绚丽的色彩。
命运的转机，在1963年悄然降临。那时，国家刚刚走出三年困难的阴霾，百业待兴，而海峡两岸局势依然严峻，侨乡社会更处于敏感复杂的政治氛围之中。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节点，大峃镇县前街17号，一座承载着游子深情的建筑拔地而起。这是178位侨胞怀揣桑梓之心，冲破重重阻碍，踊跃捐资而成的心血结晶——侨委办公楼。该楼建筑面积360平方米，耗资3.4万元，历时数月精心营造。
这是一栋中西合璧的三间三层小楼，既有西式的洋气，又不失中正之风。楼后别有洞天，庭院深深，花木扶疏，鱼池喷泉相映成趣，格调雅致。在物质匮乏的六十年代，它宛如错位时空的海市蜃楼，象征着侨乡的繁华。
同时这座建筑不仅是县前街的一抹亮色，更作为特定时代华侨爱国爱乡、造福桑梓的历史见证，深深镌刻于地方文史之中。
借着县前街侨委办公楼落成的东风，陈生与合伙人余光宇在楼旁建起了两间两层的房子，将照相馆从第四村迁至于此，正式挂上了“文成县侨乡照相馆”的招牌。
照相馆落成后，一楼经营光影事业，二楼则作栖身之所，可谓“下商上居”，安顿身心。宽大的玻璃橱窗里陈列着明星剧照，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摩登气息。这不仅是文成当时规模最大的照相馆，更是山城里一扇窥探外面世界的窗口。
当时照相馆由四人合伙，每天两人守在店里，两人下乡拍照。主要业务是拍摄人像、结婚、合家欢等各类照片。那时照相的人还比较多，生活照一般1元左右，最便宜的是一寸三张的证件照，价格是0.39元。
为了提高照相质量，陈生曾做过一件在旁人眼中颇为“疯狂”的壮举。
他斥资770元，从上海购入了一台“长城牌”室内大幅座照相机，其中单是一个镜头就花了350元。为了这台设备，他共计投入了1120元，在那个交通闭塞、物资匮乏的年月，这笔巨款足以在农村盖起一处相当体面的宅院。然而，陈生义无反顾。他深知，这看似笨重的黑匣子，承载的不仅是光影的定格，更是山里人对体面与尊严的深切渴求。
在那个车马慢、交通闭塞的年代，为了方便群众照相，陈生与伙伴们曾扛着沉重的设备，翻山越岭，奔波于各个乡镇。文成的每一个角落都曾留下他们的身影，他们用镜头不仅记录了个人的时光，也刻录下了时代的足迹。
在那段质朴的岁月里，陈生手中的镜头不仅仅是谋生的工具，更是记录时代的眼睛。他流连于照相馆一方天地，在取景框内反复审视，从构图布局到光影层次，无不倾注心血，力求将瞬息的影像化为永恒。那个年代，他们不仅为个人留下了珍贵的记忆，也为这片土地存留了鲜活的风土人情。
在那段光影流转的岁月里，陈生也曾为家人和孩子们定格下生活、劳作与求学嬉戏的珍贵瞬间。这些曾经寻常的生活碎影，终在岁月的显影液中，显影为充满温情与生趣的独家记忆。
陈生也曾将镜头对准过自己的生活。1965年，他随意地站在照相馆门前，按下了快门，留下一张珍贵的县前街旧貌。照片里，照相馆的右侧是消防队，但没有威风的消防车，只有简陋的板车和人工取水的工具。那是他没有拍全的遗憾，却成了那个时代最真实的史料。
然而，时代的风向来不讲道理。“文革”狂飙骤起，侨乡的“侨”字成了原罪，照相馆被迫改名为“立新照相馆”。直到1976年，坚冰消融，陈生退出了苦心经营多年的照相馆股份。
这一年，经由香港辗转，陈生前往比利时与父母团聚。初至异国，他白手起家，创办“亲亲饭店”，事务繁忙。随后，妻子紫萍亦赴比利时协助。紫萍乃文成吴明皋长女。吴明皋毕生致力于地方史志编撰，其深厚学养与风骨深得陈生敬重。陈生镜头下记录的家族影像，也珍藏着吴明皋与子孙后代共享天伦的温情时光。
在国外，夫妇二人凭借勤劳与智慧，生意日益壮大：1983年，他们在布鲁塞尔近郊开设“国际酒楼”，1988年又在市区开设“桂林酒家”，生意兴隆，名噪一时。
陈生离开后，文成的照相业继续在时代的浪潮中沉浮。1979年后，个体照相馆迅速发展。1982年，县里成立国营照相馆，经营黑白照、彩照及胶卷冲洗等业务，虽曾红极一时，却因市场竞争激烈，受到巨大冲击，最终歇业。至1990年，文成县城已有个体照相馆8家，民营力量再度蓬勃。
光阴流转，四十载转瞬即逝。2015年，满头华发的陈生回到了文成。他曾担任县侨联委员，无论身在何方，心系故土的情怀从未改变。
在一次老照片展上，陈生拿出了众多承载着厚重历史记忆的珍贵影像。那些泛黄的影像如同时光隧道，引得无数文成人感慨万千，为之动容。而最令人动容的，是他将那台耗费巨资的“长城牌”座式相机，以及一台德国产“禄来柯德”便携式相机，郑重地捐赠给了文成县文物馆。
凝视着那两台锈迹斑斑的“古董”相机，心中不禁涌起深深的感慨：流逝的从来不仅是时光，更是那些被岁月裹挟远去的背影。以及那些被快门定格的悲欢离合，那位在逆境中以镜头为文成山城留存人文光亮的少年，以及那段远涉重洋、开枝散叶的侨乡奋斗史，早已超越了胶片本身的物理寿命，凝结成一部厚重的家族志与地方断代史。
侨乡照相馆的招牌或许已在风雨侵蚀中剥落，但陈生及其合伙人留给县前街的光影遗产，正如这无声的捐赠义举一般，任凭时代如何更迭，这段见证侨乡变迁的集体记忆，在历史的长河中永不会被冲印成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