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呼吁女权的时代，是否愿意听听“男权”的声音？

　　今天，如果有人在进行一场女权主义的演讲，那么台下的人会鼓掌；如果有人在为争取同性权益而游行，人们会支持他们的勇气；如果有黑人集体示威的话，他们的声音会通过大众传媒被扩到最大。然而，如果有一群人站上街头，手举标语，发表一场“男权主义”的演说，结果会怎么样——没有人愿意听他们讲话。

　　没有人质疑这股“政治正确”的荒谬性：女权主义未必完美，但男权主义却一定丑陋堕落。提及男权主义，没有人会去想它有什么合理的存在性或形成的根源，它落后、罪恶、暴力、一无是处，它完全是对女性的压迫；查阅以男权主义为关键词的研究，会发现无论是社会学，文学，还是大众文化学，全都站在负面的角度进行批判。

　　这是当代男权主义者们想要改变的东西。他们想让人们重新关注男性在社会中的地位，重新探讨性别与牺牲的关系。只是——你愿意倾听吗？在大家都呼吁女权的时代，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聊“男权”。实际上，男权与女权并非是对立的。对女性的压迫与束缚：柔弱、回归家庭等刻板印象，也意味着将“强硬、功成名就”等刻板印象强加到男性身上。在这个意义上，女性的解放与男性的解放是一回事。不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应该跳出性别的框架，在性别角色之外拥有更加丰富、灵活的生命。

　　文|宫子

　　最近的一部纪录片《红色药丸》中，有这样一幕真实的场景：站在街边的男权主义者们几乎无法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们刚一开口，便会遭到周围人的打断。有时候打断他们的是不远处愤怒的咆哮、“F开头”的辱骂，有时则直接演变为肢体冲突。当他们准备演讲的时候，警局不得不增添人手维持秩序，以免发生乱战。

　　纪录片《红色药丸》截图

　　如果只看标题，或者只看“男权主义”这四个字，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现代思潮的产物。“男权主义”，它早就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复存在；它在今天出现意味着历史倒退和陈旧思想的复辟。想要对男权主义有一个全面了解的话，就得追溯到人类文明的源头，从历史迷雾中找到那个分歧的点：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男性和女性的地位分道扬镳，开始扮演截然不同的社会角色。它们一个上升，一个下降；并且一个上升为恶魔，另一个下降为正义使者。

　　现在是女权主义的时代，女权意味着性别平等和人权解放，男权则意味着歧视和压迫。不可否认，女权运动给世界带来了许多改变，但同时，也有许多事情是女权运动忽视的、或者说无法改变的。这些被社会忽视的事情由男性总结后，提出了相应的“男权主义”，其实他们和女权主义者一样，都想要摆脱社会嵌套在性别之上的枷锁。

　　无法摆脱的男性之枷

　　女权运动的发展的确改变了很多事情。女性拥有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可以进入职场正常工作，各国也出现了大量女性领导人。然而，对社会内部而言，无论身处上层的是男性还是女性，底层的东西都没有发生任何改变。“男女之间的平等在于上层，而不在下层”，男权主义研究者沃伦·法雷尔这样总结道，人们总认为由男性统治的社会是暴力的，好战的，充满了统治欲，但是当统治者换成女性之后结果并没有任何改变，英迪拉·甘地，撒切尔夫人，她们同样在战争中牺牲士兵，而战死沙场的几乎全都是男性。男权主义所关心的，正是男性在社会底层的权益诉求。

　　纪录片《红色药丸》截图

　　或许，你可以反驳说，这些女性统治者也是男权的牺牲品，她们是被迫在男性主宰的社会中采用男性的思维方式。即使如此，男性沦为社会牺牲品的事实还是存在，无论是男性思维还是女性思维，战争中死去的男性都不会因此复活。

　　而且，如果说女统治者或职场女性被迫接受男权规则的话，那么，关于“统治欲”“占有欲”“暴力”的字眼又是否属于强加给男性的偏见标签呢，正如“柔和”“善良”“单纯”等对女性的形象期望被批评为直男型审美一样？女权主义过多地将男性妖魔化，将“父权”变成纯粹的畸形，在女权主义向异性发动猛烈攻击的时候，男性应该做出正确选择，站在女性的一边支持她们的权利运动；而当相反的事情发生时，女性却不会成为男性的支持者，甚至连聆听的意愿都没有，任何为男性谋取权益的行动都属于卑鄙可耻。男权主义被等同于对女性的歧视。

　　这些形象附加在男性身上，让他们难以摆脱。类似的，还有“主动权”“统治者”“阳刚”等等，就社会认知对性别的约束而言，男性和女性遭遇的困境几乎是一样多；传统社会强迫女性成为温驯的奴隶，同时也强迫男性成为有支配能力、有地位的人，否则，他们便会被时代遗弃。

　　《阿尔芒丝》

　　《阿尔芒丝》是司汤达的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司汤达塑造了一个孱弱的青年：奥克塔夫。他出身上流社会，却充满阴柔气息，做事反复不定；他总是深陷于自我怀疑，然后迫使自己压抑内心追求，在和阿尔芒丝的爱情中他十分被动，不敢过度表达自己，畏手畏脚。最后深陷忧郁的奥克塔夫在对自我的失望中选择自杀。奥克塔夫的复杂形象向来众说纷纭，直到司汤达在给纪德的信中写明了原因：奥克塔夫是一个阳痿患者。

　　所以，男性的枷锁比女性更难挣脱，而且更加隐蔽。女性可以通过一系列运动摆脱被压迫的事实——因为那些对女性的压迫都是肉眼可见的，是显性的教条，她们摆脱道德束缚正如摆脱缠足的裹布一样，她们要求选举权，要求接受教育，要求合理的工薪分配等等；而男性的困惑在于他们的枷锁不是显性的，而是隐性的。这层枷锁像皮肤一样裹住了他们的形象，让他们难以挣脱。举例来说，假如类似泰坦尼克号的事件又一次发生，船马上就会沉没，救生艇数量有限，那么，让女人和小孩子先撤离一定是最优先的选项，而男性则成为牺牲品——男性永远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牺牲品”的枷锁。

　　当沉船再一次发生的时候，我们似乎从现代回到了古代的“生存型社会”：要么生，要么死，船上的所有人都要面临严峻的选择。这个时候，男性便自动地承担起了生存型社会中的“捍卫者”(同时也是牺牲品)角色，选择直面死亡威胁，而把生的机会留给女性，这看起来没有任何不合理的地方，因为这种关乎性别的生存选择在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

　　男性牺牲的历史之结

　　我们能在现代社会选择各式各样的生活，要感谢祖先们的野外奋斗，他们爬出最黑暗的文明洞穴，从野外采集发展到农耕，一点点进步；以最脆弱的体力对抗自然界，逐渐成为地球的统治者。在远古的社会阶段，生存是所有人的共同目标，就像野生动物一样；而男性天然地比女性更有力量，更有爆发力，在同自然对抗的过程中便自然地站在了最前面，手持长矛、化身卫士。男性就这样逐渐成为了生存型社会的重要部分，并相应地占据了较有统治力的地位；与此同时，男性的形象也同“捍卫者”“暴力”等概念联系在一起。

　　在今天，其实我们还可以找到这一根源的痕迹。在发展相对落后的地方，生存依然是家庭的主要目标，体力劳动占据了生活的更多比例，这时候男性的话语权便不可避免地膨胀，他们既是一家之主以及体力工作的承担者，也意味着经济重心；而在较发达的地方，生存已经不是生活的唯一目标，婚姻成员转而追求个人理想和个人满足，这时候男性的地位就不再那么重要。

　　《男权的神话》

　　因此，“男权”现象形成的一个历史原因在于，男性是社会生存的捍卫者。无论多么野蛮落后的文明，当部落遭遇入侵时，依然是男性拿起武器进行战斗，捍卫部落的整体财产。乌干达东北部的多多斯人有一个传统，一个男人每杀死另一个男人，就会被仪式性地刻上一道疤，男人身上的伤疤越多，战斗能力便越强，社会地位也相应越高。

　　男权中心类似于这样的“疤痕文化”，在一次次关乎生存的搏斗中，扮演捍卫者的男性积累了大量的疤痕，将他们抬到了社会的中心。

　　即使在文明前进了无数阶段后，“捍卫者”的形象还是被继承下来，如中世纪的骑士风度要求骑士用手中的剑保护女性等等。这个历史的结是无解的，没有人能将男性从“社会捍卫者”的角色剔除，正如没人能将生育作为生理功能从女性身上摘除一样。只有在文明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它们才能作为一种个人选择而被提出，例如我不想当男人/女人，而在漫长的历史中，个人是没有选择权力的。

　　男权中心在历史上存在了很久，这期间，女性毫无疑问是受到压迫的。他们将生存型社会的思维惯性延续了太久，于是理所应当地推想男性在所有领域都占有优势，从体力优势过渡到脑力活动——女人不应该受到教育，女作家在涉足文坛时受到冷嘲热讽，女性的人权也受到挤压并被剥夺选举权等等。这些现象的确应该改变，毕竟，我们已经不再属于生存型社会，而属于追求个人满足的现代型社会，生存型社会的思维惯性没理由继续保持下去；女权主义无疑是个好的改变，但问题是，需要维护权益的只有女性吗。

　　无人关注的牺牲之哀

　　每年从事高危职业而丧生的人中，99%都是男性；在战争中牺牲的人，99%也是男性；从社会自杀率来看，男性的自杀率平均是女性的四倍，同时男性自杀率仍在成倍数增加，而女性自杀率则渐渐下降(据《美国公共卫生杂志》统计，近30年间，男性自杀率增长了221%，女性为65%)——这是因为男性天生就比女性更脆弱吗？还是因为女权运动渐渐平衡了女性的权益，而男性的挣扎状态依旧无人关注？

　　为什么没有人通过这个现象去关注男性作为另一种性别的内心，仅仅因为他们拥有一份看似毫无压迫与不公的生活？(据统计，自杀的男性大多属于中产阶级，接受过一定教育，属于成功人士，拥有相对体面的生活，但他们的自杀率却最高，因此被戏称为“自杀阶级”)

年龄	男性	女性
5~9岁	0.1	0
10~14岁	2.1	0.8
15~19岁	18.0	4.4
20~24岁	25.8	4.1

　　一份来自USDH&HS/NCHS疾病控制中心数据库的男女自杀率对比。而且研究显示，在25岁的时候，男性会达到“生存焦虑”的顶峰；这种25岁的生死节点，不知道你是否经历过。(注：表格单位为1/100000)

　　纪录片《红色药丸》剧照。

　　只是，因为男性在社会权益中占据优势，人们便不太会关注男性在生活内部遇到的生存焦虑。正如前文所言，人们将男性视为“主动性”的一方，而将女性视为被动的；如今女权主义尝试将女性从被动一方中解放出来，但是男性却依然困在主动性的枷锁里。这个主动性要求他们不得不去做一些事，要求他们符合社会期待的形象，如果做不到的话，男性便更容易被人视为“无能”“废料”，比如一个无法保护自己家庭的男人，或者一个无力支付的流浪汉，这些男人遭遇的鄙视肯定比女性要更强烈。那么，又是什么样的社会固见将男性推上这样一条同样被动的奋斗之路？

　　为什么男人爱慕虚荣？这并不是一句打趣的玩笑话，而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阿瑟·米勒的戏剧《推销员之死》或许能解答这个“男性死于面子”的问题。男性总是比女性更需要成功来得到认可，社会、家庭都要求他们承担更多职责。因此，他们会“吹嘘自己的形象”来满足自我期望。主人公威利·洛曼便深陷于此而变得神经质，最后，他在成功的幻象中走向毁灭。

　　除此之外，关于男性的刻板印象很多时候都给男性带来不利的影响。他们总被认为是主动的一方，是暴力的、拥有强烈占有欲的天生罪犯。当男性和女性犯下同等罪行的时候，对男性的判决普遍更重；如果按刑期来算，那么同等重罪的情况下，男性的刑期要比女性多上20年。在离婚的时候，女性被认为贴切抚养者的形象而更容易获得抚养权，而失去孩子的男性仅仅提供经济支持。这些都是男性的形象枷锁带来的负担，却同样被选择忽视。

　　《推销员之死》

　　这也是男权主义者给自己的网站取名“红色药丸”的原因：它是一个危险的选择，要么，你不吃这颗药丸，可以继续活在知足的世界里；要么，你吃下这个药丸，你会痛苦，但也会看清现实的真相。他们发动男权主义运动的目标并不是攻击女权运动或者打击女性权益，而是争取大众对男性生存困境的关注——这和女权并不冲突。社会曾经将女性划为柔弱的、回归家庭的存在，而男性则是强硬的，与外部搏斗的；如今女权主义解放了自己的形象，而男性的形象解放则无人问津，这是没有道理的事情。因为，真正的男权与女权，是互相解放与平衡的，其根本意义不是借助对另一方的敌视来抬升自己，而是在于性别之下的人权关注。

　　希望人们能够尝试去聆听不同的，甚至相异的声音，争论是无休止的，也没有哪个主义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矛盾，不同的声音只是在不同的思考角度间探索平衡。如今，服用了“红色药丸”的男权主义者发现了男性的人权困境，他们集合在一起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需要的，只是能坐下来聆听的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