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入党故事——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家的今天”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家的今天”，是我和我的一家人的切身体会。

　　童年记忆：苦难磨砺了我的意志

　　1934年10月，我出生在桂山乡三垟村西峰山下的农民家庭。父亲目不识丁，吃尽没文化的苦头，决心让我读书。8岁那年我上学了，学校办在4里外的祠堂，但授课先生嗜赌，经常不来上课，我不知道白跑了多少次，但仍没有浇灭我对知识的渴望。

　　12岁那年正月，在泰顺翁山教书的姑表兄翁国纲来我家探亲，他愿意将我带在身边。开学时，父亲挑起伯父留下的大书笼，送我去离家30里外的翁山小学读书。虽然每周要回家挑粮菜，但我从不缺课，学习和干活都没有落下。在先生的教导下，我认真读书，学习迎头赶上，14岁小学毕业时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1947年暑假，我报考雁中、浙中、平中和泰中，均被录取，我选择了省立平阳中学。开学时，父亲挑起大书笼，走过170里，把我送到平中。可是那里的学费和伙食费要一次性缴清，父亲带的钱还不够一半，只好连夜赶往鳌江钱庄借高利贷，想想以前穷人想读个书真不容易啊！入学不久，我染上了疥疮，身上留下了两个疮疤，学习成绩也落下了，两个学期的月考奖励也只拿到一瓶美国产的鱼肝油。但仅这一年，为了支撑我读书，家里就卖了一亩五分田。

　　1948年暑假，表兄说泰中的费用比平中要省一半，父亲便又挑着那只大书笼将我转到泰中去，290里路上留下我和父亲艰辛求学的足迹。谁知我在那里身染疟疾，只读28天就回家养病，一病就近半年。 1949年春，父母见我骨瘦如柴，不忍让我继续上学，我就在家跟父亲学种田，至此我一波三折的求学道路画上句号，求学理想也终成泡影。不过，跟在父亲身边劳动，让我学到了犁田、插秧、掘园等一切农活，让我有了养家糊口的能力。

　　入党初心：感恩党的培养和关心

　　1951年春，桂山乡开办了民办中心小学，乡里叫我去教书，年薪有稻谷400斤。是年冬，土改队进村，我当上了积极分子，在定家庭成分时，我因父亲在解放前三年大忙时有雇散工，便自报富裕中农，土改队长说我有自知之明。

　　1952年，学校其他三位老师因历史问题解聘了，乡里叫我负责另聘老师把学校办下去，我积极完成了任务。当年暑假，参加思想改造，当上了组长。后来又转正式教师并当上了校长，年冬评定工资等级时，我自报31级，区小校长说一般校长至少30级，叫我也重新报30级，但我坚持没有改。有人说我思想好，也有人说我傻，但我不管，因为全乡的老师最多只有32级。

　　1955年，提交过三次入团申请的我，终于被批准入团了，据了解，以前不批的原因，是我的家庭成份太高。紧接着派我到南阳毛坑辅导区当负责人，7年后的1962年又将我调到区小当教导主任。半年后，我觉得人家基本都是普师生，自己只读7年书，让我当教导主任名不副实；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奶奶、父亲、母亲年老无人照顾，便请求调回桂山学校。当时也有好友说我傻，从区小教导到校长只差那么一级了，为什么要求回到山头去？我笑笑回答说：“要诚实认识自己，我没有资格去争取。”上世纪80年代，我被任命为桂山乡社教主任，在乡党委和学校领导支持下为学校办了几件小事。1、1983年6月，举行了全市首次农民教育竞赛考，召开了全县扫盲现场会议；2、1984年，在全县率先实行民办教师工资统筹；3、1985年，率先设立全市第一个奖学金的乡，考上大专奖600元，中专奖300元；4、给在本乡任教的大、中专毕业生的工资向上浮动一级。

　　那时候，我看到国家对老、边、少、穷地区都有政策照顾修路，想起桂山是四县交界，海拔千米，有“文成西藏”之称，全乡44个自然村，几乎家家都住过红军和地下党，还先后牺牲了8位民众，完全符合老区条件，可因区域变动，却连革命老区的光荣称号也没有。于是，我建议乡领导先抓紧恢复老区称号。1983年12月，我写了《迫切要求恢复桂山老区乡的报告》，接着，乡里委托我与老革命家陈加官和乡党委刘开发同志去泰顺、平阳、温州、杭州、长兴等地，向当年在桂山地下革命过的同志们征集桂山的革命历史资料。我又前往县民政局，找到了1952年有关老区的史证，最后整理上报。 1984年9月，知道国务院颁发《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后，我又建议乡政府成立筹建公路领导小组，并帮助撰写要求造路的报告。1986年，桂山乡可谓喜事连连：温州市发文批准桂山乡9个村全部为二战时期的老区村；8位牺牲民众全部追认了烈士。同年，在全县还有26个乡未通公路的情况下，桂山公路被列入第二批扶贫项目并列入省建设计划。就在这一年，我一边主动申请入党，一边努力以党员的标准去干好本职工作，最后得到区小领导的肯定而成功入党。同时，我还被评上小学高级教师。我心里十分感谢党的培养，感谢领导对我的关心。

　　入党后：坚持学习、为民服务，不忘党员使命

　　我入党后时刻谨记党员身份，不敢有一丝懈怠，认真学习《入党誓词》、《党纲党章》，把“为人民服务”进一步落实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先后做了下面几件事：

　　一是播种希望，四处筹款建学校。1987年，桂山争取到增设初三教学点和翻建校舍的2万元经费以后，在没有公路直达的桂山，这2万元却是杯水车薪。于是发动社会捐资就成了当务之急，乡党委把这任务交给了我。1987年暑假，我订好捐资册，先走遍全乡各村各户，又下福建、抵江西、经南昌、到上海、转杭州、回温州，脚下行程2万里，经过3省1市19个县的筹募，共捐得3万多元。这件事感动了温州市老区慰问团，得到市里的支持，终于完成了建校任务。

　　二是消除隐患，参与公益干实事。1993年，我调入珊溪中学，在学校领导和街头村的支持下，我全程参与5000平方米的征地，做好800米围墙和2座读书亭的筹建工作，也让原本有12个出口的中学，统筹为只有一个校门出入，师生安全得到提高。此外，我在当地领导和群众支持下，顺利集资建造石亭5座，石桥4座，修路数百丈，还帮助中村群众吃上自来水，帮助凤狮村筹建包公纪念堂。我自己因单身工资又遇前妻生癌后妻瘫痪请保姆为公益捐资不多，只有10万多元。

　　三是消除歧视，筹备再现夕阳恋。2006年，我被退教协珊溪分会选为会长和街头村老协副会长，我看到有条件再婚的单身老人因得不到子女的支持而孑然一人，于是设立再婚奖，先后组织“夕阳恋”和“七夕相亲会”，让21对再婚老人上台，接受领导给他们戴红花和颁奖。通过这些措施和媒体的发酵，使歧视再婚的现象销声匿迹。

　　四是弘扬道德，协助推广孝文化。协助街头村推广孝文化，完善评选孝顺子孙的标准，设立了10个奖项，包括孝顺子孙、孝顺媳妇、孙媳妇、模范丈夫等，规范了评选、表彰程序，我将他们的事迹写进《孝行街头》的书中，让他们受世人尊重。每位参观者到街头来可免费得到一本《孝行街头》的书，一首自编的村歌，一个孝文化的光碟，一片图文并茂的墙报，一台自编自导自演催人泪下的戏。游客共同的感言：只要街头走一走，孝道进步肯定有！

　　通过连续26年来的以党风促孝风带民风的活动，评出孝顺子孙和最美家庭共300多人次，在《中国新闻周刊》《精神文明导刊》、中央电视台及省市县等各级媒体上报道，先后荣获浙江省第四届孝贤先进集体、省关心下一代先进集体、省文化示范村、省特色旅游村、全国妇女基层组织示范村等等20多个光荣称号。

　　五是坚持理想，不断提升学习力。平时有空我就向子孙们学习电脑、摄影等，坚持向媒体投稿，多次被评为优秀通讯员，现在微信微博也初步入门。我在2015年出版了《孝行街头》《满路芳华》《西峰晚晖》三本书。现在我的第四本《孝说人生》也已在正式出版中。

　　2019年4月8日，《浙江工人日报》刊登了《文成85岁老者抖音传孝道》，我看到马上给记者回复：“说实在，您这样给我戴高帽，使我十分汗颜。但为了孝文化更好地弘扬，能让更多的子女萌发感恩之心，做到孝顺父母在生前，不要死后讲排场，不会像我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这顶高帽我领了！谢谢！”他给我回了三个“敬礼”。

　　回顾老家桂山乡的变化，实在太大了，也越来越美丽了。再回看入党这32年来，我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事，想不到党先后给了我诸多荣誉，让我很是感激。 到现在，我们家四世同堂69口人中，共产党员就有22人。在我的“家庭春晚”和家书上，我一直告诫我的子孙们要永远记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家的今天！”并要求子孙们以实际行动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么本人无憾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