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必大与永嘉学人的生死之缘

       南宋名相周必大是江西庐陵人，是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和学者，四代老臣，为官45年，累官吏部尚书、右丞相、左丞相，封益国公，有《益国周文忠公全集》200卷存世，是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与欧阳修、杨万里是老乡，也是好友。周必大虽然在学术思想上，倾向于朱熹的理学，但与永嘉学派的中坚力量，却有着很深的个人友谊和渊源，并因此在“庆元党禁”中被冠以“伪学”和“逆党”的领袖，与永嘉学派主将和永嘉学人共沉浮。

       据清代《宋元学案》的说法，永嘉之学源出二脉，一为“永嘉九先生”，二为汝阴学人袁道洁。“永嘉九先生”，亦称“元丰九先生”，因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永嘉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戴述等九人去汴京太学学习，研究“伊洛之学”。永嘉九先生为首者周行己，瑞安人，尊为永嘉学派开山祖，曾在温州谢池坊筑浮沚书院，招生讲学，世称“浮沚先生”，名气很大。福建古田前洋村的余家大厝，建于清初，柱子上有一幅对联：家无别况唐诗晋字汉朝文；室有余香宝桂谢兰周氏草。联中的“周氏草”，指的就是周行己建于温州谢池积谷山的博士草堂，亦称“东山堂”。如南宋“永嘉四灵”翁卷写的《题周氏东山堂》，诗中的第一句就是“城隅古谢村，博士草堂存”。周行己与周必大虽然在人世间没有交集，但冥冥中却大有关联。

      周行己（字恭叔）晚年应太学旧友、郓州知府王靓之聘入幕府，结果病逝于山东郓州，王靓不但出钱出力为之料理后事，还奏请朝廷将周行己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并派人护其灵柩回瑞安湖岭，落叶归根，“贤愚俯仰一抔土，伊洛渊源百世师”（清林青云《谒周恭叔墓》）。周行己去世的第二年，王靓的外孙，周必大就出生了，由此是否可以理解，周必大未出娘胎，就与温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永嘉之学的另一脉为汝阴人袁道洁所拓。薛季宣少时随伯父薛弼宦游各地，17岁时，在岳父处读书，师从程颐弟子袁溉（字道洁），得其所学，通礼、乐、兵、农。绍兴三十年，以二伯父昌年恩荫鄂州武昌知县，后迁官大理寺主簿。薛季宣将所学传之陈傅良，最后由跟从陈傅良四十年的叶适开流纳泉集大成，倾力薛陈之事功，吸收二程之心性，令永嘉之学发扬光大、独具特色而与朱熹的理学、陆九龄的心学鼎足而立。而周必大对叶适有知遇之恩，正是因为周必大的举荐，叶适才得以漕试中举，次年高中榜眼。对此，时任右丞相的周必大在淳熙六年（1179）给友人的信中说道：“前年秋，偶见温州叶适者文笔高妙，即以门客牒漕司。适会有石司户识见颇高，遂置前列，省试幸在行间，廷试遂居榜眼。……然叶行年三十，在乡曲木尝发荐，以此知遗才甚多”。淳熙四年，周必大以自己门客的身份保荐叶适通过两浙东路转运司（漕司）的“发解”考试，次年得以参加“高考”并高中进士第二名，历仕三朝，累官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宋光宗即位才三个月，就罢了周必大的左丞相职务，受周的牵连，本在朝廷干的好好的太常博士叶适，当月就被打发到湖北任安抚司参议官了。可见，在皇帝眼里，周必大和叶适就是一伙的。叶适为王十朋的儿子王闻诗写的墓志铭称：“周丞相既罢，因以去者多善士”，颇有自嘲之意。

      叶适的学术思想多承自陈傅良，但他与陈傅良都对永嘉郑伯熊执弟子礼。所以如果梳理永嘉文脉的话，可以得出这么一个传承关系：周行己-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而周必大与郑伯熊和陈傅良的关系也不错。陈傅良和叶适的老师郑伯熊（1124-1181），字景望，南宋绍兴十五年进士，与弟伯英皆私淑前辈周行己学说，为洛学再传学者，由是永嘉之学“周作于前面郑承于后”（叶适）。至乾道、淳熙年间，“永嘉学者联袂成帷，然无不以先生兄弟为渠率”（《宋元学案》）。周必大对郑伯熊非常敬重并为其诗集题跋：“郑景望学问醇正，见于履践”（《文忠集》卷186），“通经笃行，见谓儒宗”（《跋郑景望诗集》）。

      周必大原本与陈傅良的交情就不错，其在给永嘉人陈自修的信中说自己与“君举（即陈傅良）交游三十年，心实敬爱不少忘”。陈傅良和周必大二人都注重实务，陈傅良崇尚事功之学，提倡经世致用，周必大承北宋儒学传统，反对空虚不实之风。但后来二人因为对湖南的税收问题产生分歧，“公而忘私”，以致二人后来的友谊和私交渐行渐远，令人唏嘘不已。陈傅良从弟陈谦，被公认是“周相门下士”，当周必大失势时，陈谦也由枢密院编修官出为江州通判。

       周必大的政治命运还因“庆元党禁”事件而与永嘉学子共沉浮，从宁宗庆元元年开始历时6年的学术大清洗，令永嘉学派的中坚力量包括5位非温州籍贯的门生共14人全被列入59人的党籍名单，令永嘉学派一蹶不振，而周必大则被指责为“伪学”的领头人，《宋史·周必大传》：“自庆元以后,（韩）侂胄之党立伪学之名,以禁锢君子,而（周）必大与赵汝愚、留正实指为罪首”。宋史上虽然将周必大、赵汝愚和留正三人（三位丞相）列为“伪学”的“罪首”，貌似他们都与永嘉学人关系不错，其实留正因与周必大是政敌的缘故，所以对永嘉学人并不感冒，对此，朱熹看的很清楚：“留（正）疏伪学，以上下文考之，正谓永嘉耳”。可见，庆元党禁的发酵，与留正于淳熙末年以攻击道学为名，专门攻击永嘉之学不无关系。

      在庆元党禁中被边缘化的永嘉学派的政治干部，包括陈傅良、薛叔似、叶适、蔡幼学以及宁波楼玥等，都属于周必大战队的。如薛叔似是薛季宣的学生，与陈傅良是儿女亲家，孝宗皇帝为挺周必大，特意将薛叔似提拔为左补阙，即一种谏官的官职，而看周必大不顺眼的光宗皇帝，一上来就把薛叔似的谏官职务给拿掉了。

      瑞安蔡幼学（1154-1217）是陈傅良的学生和同科进士，郑伯英女婿，累官兵部尚书，是永嘉学派的主力军之一，但在庆元党禁中，也被从秘书省正字发配为福建常平提举。 

      周必大去世后，宋宁宗于开禧三年命楼钥为周必大撰墓碑铭。可见，周必大与永嘉学派、永嘉学人还真有点生死之缘的味道。宁波人楼玥是郑伯英的同年，累官吏部尚书、资政殿学士，在庆元党禁中被贬知婺州。楼师从薛季宣，与陈傅良“义兼师友”，自称“虽不得执经其门，尝深叩之.....与止斋游，前后三十年”，并为撰《陈傅良神道碑》：“中兴以来，言理性之学者宗永嘉”。楼玥曾任温州教授、乐清知县和温州知州，是推动温州宋代文化发展的有功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