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川烟雨，一岭绯红”

　　赵刚(1887--1930)，浙江重要党史人物和著名烈士，建党初期中共杭县县委书记，中共杭州市市委委员，浙江工人运动、特别是铁路工人运动的先驱。

　　少年有志 怀揣梦想

　　赵刚原名廷爱，又名友仁，一八八七年正月初二(公历为1887年1月25日)出生，龙川村头人(原属浙江省瑞安县嘉义乡)。父亲赵朝元克勤克俭，办事公道，在乡里德高望重，抚育有三子，赵刚居长。赵刚从小性格刚强，好学上进。七岁的时候，父母送他到本家叔公赵恒东(赵超构的祖父)办的“赵同春私塾”读书，得到赵恒东的格外关照和亲自教导。1910年到1912年，赵刚在龙川高等小学堂读书。1913年考入浙江铁路学校学习，1915年毕业后回原籍，在龙川高等小学堂任教。龙川老先生赵雍先生说，赵刚学问好，字墨也好，还留有手迹“增进幸福”。别人教书是站着讲，或坐着讲，他是坐着将脚盘在椅子上讲，娓娓道来，学生很爱听，都称他是好先生。每当授课之余，他经常坐着靠背椅，双脚放在教台上，右手捋着嘴角的二撇小胡子，陷入沉思之中，心里剖析着当时那个黑暗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

　　赵刚从青年时代起就关心群众，热衷于公益事业。龙川背靠眠牛山，面对四面山，沿山两带梯田夹山飞出一条溪流，时常爆发山洪。赵刚为了消除山洪暴发的隐患，造福于家乡人民，主动担任山林管理员的工作，发动群众从马坳头到大会方园十几里的“大众山”，遍植各种树木，在大路两旁也种上了“护岭树”、“遮荫树”，龙川一带到处一片郁郁葱葱。由于赵刚大力宣传造林的好处，善于做群众工作，山上、路旁的一草一木都得到众人的爱护。但有一次，他经过调查研究，分析了山川水势，果断地要大家砍掉村前石拱桥头的合抱大树，当时因众议不一，未按赵刚的意见办，结果在1916年特大山洪暴发时，山洪冲倒大树，大树砸断石桥，这个连锁性的破坏，给了人们极大的震动。事后，村人相继问赵刚何以能预测，他回答说：这不过是分析研究了自然规律后得出的结论，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也会如此，只要分析研究，掌握住客观规律，人类就能争得主动权。这个时候的赵刚已具有初步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此后，他经常注意根据客观实际，运用分析的方法，研究各种问题，逐渐养成了他那坚强、深沉、练达、刚直、勇于探索的个性和明察秋毫的观察能力。

　　赵刚在家边教书、边管山林，干着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工作，度过了那思索的岁月，表达了他对故乡广大人民群众和山山水水的拳拳之情。

　　系心国事 投身工运

　　1917年，赵刚由朋友介绍参加交通部主办的货运业务短训班学习，结业后被派到津渝铁路的天津铁路站工作。时逢旧中国社会矛盾尖锐，人民大众生活艰难困苦，统治阶级内部四分五裂，社会上各种寻求救国救亡的呼声此消彼长。赵刚用他那双睿智、冷静的眼睛看着这个内忧外患、矛盾激烈的社会。当时俄国十月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进入“五四”运动的前夕。1918年，伟大的共产主义的战士、革命先驱李大钊(1889-1927，河北乐亭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称俄国十月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里变动的显兆”、“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赵刚心系国家安危，积极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旧世界的本质。1919年，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爱国热潮席卷全国。天津为北京门户，两地近在咫尺，影响更为巨大。赵刚和爱国学生同仇敌忾，共抒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之情。他曾挥笔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家里，上联为“恢复祖国安我神州”，下联为“鼓舞民心挽回权利”，横批为“爱国精神”。后来，他趁回家探亲时，又书写了相同内容的对联，贴在故居的墙上，向亲属和故乡人民宣传“五四”运动和上海工人“六三”斗争的伟大意义。

　　1920年2月，中国共产党创史人之一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到上海开始筹建“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启发工人的觉悟。且组织工会，从上海、北京分别向各地辐射，与浙江、天津、广东、湖南等一批受到“五四运动”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由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此后这个共产主义小组在工人中间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开展工人运动，于同年的10月13日下午5时成立了上海第一个产业工会——机器工会。

　　此时，赵刚已经被派往上海火车南站工作，机器工会经常派人到车站开展宣传革命活动，每一次活动，赵刚都积极参加，认真聆听革命道理，这段时间初步奠定了他为谋求工人解放、从事工人运动的决心。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艘船上完成了大会的议程，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艘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史册的名字——红船，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

　　1921年冬，经陈独秀介绍，杭州印刷厂工人徐梅坤(1893-1997，字行之，浙江萧山人，浙江党组织创始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浙江地区第一位工人党员。1922年5月，已经身负“中共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兼江浙区委书记”重任的徐梅坤从上海梅陇站乘火车回杭州——建立和发展江浙地方党组织，同月徐梅坤经中国劳动组织书记部介绍，直接发展了杭州闸口铁路机厂的钳工沈干城(1896-1934，上海人，中国铁路工人运动先驱者)入党。1922年9月初的一天，时任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教员于树德(1894-1982，天津人)，时任浙江军某师连副的金佛庄(1897-1926，浙江东阳人)、沈干城在杭州皮市巷3号，宣布成立中共浙江的第一党组织——杭州小组成立了。这一天，院子里的栀子花已绽放枝头，小巷里迸发红色火种，趁着革命的东风，不久即在整个江浙地区形成燎原之势。

　　中共杭州小组成立后，一方面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党员，从1922年至1926年11月，党员人数由最初的3人发展到1400人，建立了党的组织机构，全国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各行业工人罢工、游行层出不穷。

　　这期间，从辛亥呼声至五四怒吼，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这些影响深远的大事，无一不触动着赵刚那颗年轻的心，革命的种子深深植根在他的心田里，生根、发芽。

　　1921年，赵刚从上海调到杭州，先后在南星桥、城站、艮山门等火车站搞帮运工作(货运行李员)。其中在艮山门站工作时间最长，达六年之久，此时认识了在沪杭甬铁路闸口机厂(1937年11月日军炸毁)传达室工作的沈乐山(1900-1928，浙江余姚人，时任浙江省委党委)，从此两人成为生死与共的革命战友，共同踏上了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革命征途。那时在艮山门站工作的赵刚，他白天搞货运业务工作，夜晚自学英文，终能达到会话，阅读的能力。有一次，有位同乡问他，山沟里出来的“土人”怎么也懂得英文，他说:“只要刻苦钻研，学点英文日常应用是完全可能的。”由于他掌握英语会话和英文阅读的能力，给他以后从事革命活动带来极大的方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在险恶的环境里，赵刚同王若飞(1896-1946，中国共产党先驱、贵州安顺人)、张秋人(1898-1928，浙江诸暨人)、沈乐山见面时常以英语对话，以避敌人耳目。

　　1924年2月，铁路工人开展纪念“二七”惨案一周年活动，赵刚积极协助沈干城做好相关工作，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使工人群众看到了团结的力量，让杭州地区整个产业工人运动的洪流紧紧地汇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