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川烟雨，一岭绯红”
——缅怀文成县革命烈士 赵 刚1927年9月中旬，夏曦(1901-1936，湖南益阳人)化名刘某，以党中央特派员身份来杭州。当时省委在皮市巷嵊县会馆内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赵刚和沈乐山以及白沙铁路机厂的乔云章、闸口铁路机厂的洪德生出席了会议，听取了夏曦同志对贯彻党的“八七”会议决议的报告。会后，赵刚为进一步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的决议而奋斗。
1927年9月27日，时为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庄文恭(韩慕涛)经党中央批准辞职以后，王若飞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和张秋人一起从上海到杭州，先从艮山门火车站下车到赵刚家里留宿。当晚在杭州召开党的先进分子大会，确定新的省委，张秋人任省委书记，沈乐山等任省委委员。第三天，张秋人在西湖三潭印月被黄埔军校反动学生发现，跟踪纠缠，不幸被捕。紧接着，浙江省委迅速集中在赵刚家里，调整领导班子，陈之一任省委代理书记，沈乐山出任省委常委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贝介夫(林子勤)担任省委军事部主任，他们经常以赵刚的住处为据点商议党内大事。经过革命风雨的历练，赵刚革命意志更加坚强了，革命信念深深地扎根在心底里，流淌在他的血液里，更加坚定了他为革命付出毕生心血的决心。
1927年10月底，根据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所作的两湖、江浙等省进行浙东暴动起义的决定，中共浙江省委特派员郑敬衡(1900-1927，温州文成人)、周定(1897-1927，温州文成人)携带“浙东暴动计划”来到赵刚的家里，经商量后准备11月28日到温州、宁波等地组织实施，准备夺取北起钱塘江、南至温州湾浙东要地政权，在浙东开展土地革命。据《时事公报》1927年12月9日披露的《浙东暴动计划》内容，当时对铁路工人的任务有明确的部署：“……截断铁路及收缴各处枪械向宁波进攻。”“铁路方面，各站道须派人负责活动，帮助拆轨及解决反动军队，杀反动派等工作，各乡区参加农村暴动。”
1927-1930年间，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的创建者方志敏(1899-1935，中国农民运动领袖)也曾到过赵刚的家，讨论武装斗争的问题，当时有许多同志从他的家奔赴新的战场。那段时间赵刚的家是江、浙、赣等地的党组织进行秘密联络召开会议的重要据点。有时候，赵刚与革命者在房间里开会，就叫妻子林莲花在门口放哨，林莲花经常抱着已熟睡的孩子在门外值更，观察周围动静等。林默默协助和支持丈夫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与不少党的地下领导人都是认识的。
赵刚的工资领来，经常拿来作为革命活动的经费，接济困难的同志，自己的衣服常常拿出来供同志们化装隐蔽用。连一件全新的哔叽马褂也给同志穿了去。
在工人运动遭到严重摧残的形势下，赵刚和洪德生等人领导着沪杭甬铁路总工会坚持秘密革命斗争，在铁路产总内组织党团恢复活动，补选铁总工会委员。并按照中共浙江省委“实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指示和地下杭州总工会的通告精神，积极参与组织铁路工人地下武装，准备工人武装暴动。
在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即将到来的前夕，中共浙江省委拟通过纪念活动进一步巩固及发展杭州市的党团组织，为此，发动了丝织工人大罢工，但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同时在组织罢工斗争中暴露了我们的力量。于是，敌人加紧收买叛徒，破坏党团组织，搜捕革命同志。省委交通部主任项志仁被捕，继而团省委兼杭州团市委书记徐玮(1903-1928，浙江海门人)、省委军事部主任贝介夫(1906-1927，浙江余姚人)、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沈乐山被捕。这次杭州的大搜捕，史称“十一月大破坏”。年末，省委组织部主任王嘉谟、省委特派员郑敬衡、周定又因“浙东暴动计划”泄露在温州被捕。据当时上海出版的《民国日报》1927年11月24日一版登载《暴动计划之败露》一文中提及:“搜获浙江省共党总名册，党员共一千三百余人，大部分为青年学生，现已缉获重要文件九项。”另据1928年1月2日，党中央特派员郑馨(1901-1932，浙江瑞安人)向中央报告说:“浙江省委原十一人，被捕被杀一共七人，现在仅四人存在，其余每人出去工作，留宁波仅夏曦一人。”一时乌云翻滚，形势十分险恶，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省委机关暂迁往宁波，为了加强对杭州的领导，省委决定建立中共杭州市委，由沈资田(1892-1928，上海人)任市委书记，赵刚担任市委委员。此时，赵刚身处险境，肩负重任。但他毫不退却，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积极隐蔽革命同志，处理善后工作，坚持革命斗争，在党最艰难的时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8年1月16日，赵刚的亲密战友沈乐山、贝介夫、赵济猛(1904-1928，浙江东阳人)等人被杀害于浙江陆军监狱内，乐山的胞弟金泉以及洪德生找赵刚商议，决定设法赎出沈乐山遗体，从清泰门外义家地运到艮山门站东侧厝棺所安放。后因厝棺馆所的负责人得知被杀害的人是共产党员，怕连累不敢存放，赵刚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又再三联系交涉，暂准在厝棺所的围墙外租地殡葬。他还遵照乐山的遗愿，把乐山的母亲、妻子、儿子，从艮山门站送上火车转移到无锡。当时浙江“前后被捕之同志已死难者二十五人，其中有省委委员六人，至今在狱同志约三百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赵刚所熟悉的。他一如既往，置个人的安危于度外，他受党的委派担任兵动工作。他利用铁路行李员的公开身份，为浙江省、杭州市的党组织做好上下左右的联络联系，为革命的顺利开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那时候他经常戴着一顶鸭舌帽，手执一根长烟袋，谨言慎行，深沉不露，机智地处理着各种复杂的问题，由其妻林莲花保留至今的鸭舌帽，帽右下角印有六角星作为标记，这是他进行秘密联络工作的信号。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当时有一位赵刚的至亲好友很关切他的安全，曾婉转地劝说：“你在铁路工作，收入够吃够用，何必一定要干革命？”赵刚率直地回答说：“现在社会不平等，苦的人苦死，享福的人享福死，我干革命是想实现共产主义，使全国所有的人都能过幸福生活。”那人听了又对赵刚说：“我也觉得那个理想是好的，就是太危险了，你应当留一手。”这时，赵刚也为了做好在场的妻子林莲花的思想工作，他说：“那怕什么，我不死，你不死，革命怎么成功？人死留名，虎死留威，有什么关系，人总有一死，就看死得有没有意义，只要将来全国人民都能过幸福生活，我即使死了也是甘愿的。”这是赵刚面对白色恐怖和血雨腥风，对生死观的深刻的见解，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理想英勇奋斗的献身精神。
1928年3月，中共浙江省委在上海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出席了会议，这是浙江省自1927年6月建立省委后的一次重要会议。3月16日通过的《浙江党部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指出：“中央扩大会议所定的策略——领导群众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完全适用于浙江”，“党现在须用激进的口号，提高农民的要求，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同时，这次会议还在《关于浙江党部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中提到：“在宁波最近期内应用最大的力量把和丰纱厂工作以及铁路工人工作整顿起来，杭州除印刷工作已有发展外，更须把工作中心移到铁路工人、丝织工人、汽车工人方面……嘉兴、湖州省委应立即派人去开始丝厂纱厂工人工作及嘉兴铁路工人工作。”“农村工作主要的原则应是转变农村中间和平的空气到一个半激烈的局面……发动更广大的群众，以达到乡村暴动的局面。全省士兵同志仅六七人，今后应急起猛追，发展此项工作”。在这次会议上，正式选举产生浙江省委，由夏曦任书记，白沙铁路机厂钳工乔云章担任省委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