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川烟雨，一岭绯红”

　　1928年1月，党中央派特派员郑馨回浙南永嘉、瑞安、平阳三县进行土地革命，这年3月18日，赵刚按照党的指示，以探亲的名义，带着妻子从杭州回到家乡——瑞安县嘉义(即现文成县龙川乡)搞土地革命以策应郑馨，并配合陈卓如(1903-1932，浙江瑞安人)建立浙南第一支农民武装队伍。途中先到瑞安屿头赵超构家过两夜。当时，正在温州求学的赵超构因参加学潮运动而被退学在家，心情十分郁闷。作为共产党人的叔公赵刚的到来，无疑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在那个夜晚，赵超构硬是与叔公挤在一个被窝里，长夜聆听赵刚给他讲北伐战争的故事，分析全省工农群众运动的形势。赵超构从赵刚身上知道了很多革命道理。

　　次日，赵刚在赵氏大宗祠擂祠堂鼓，召开群众大会，当时有六百余人闻鼓而至参加集会。赵刚在会上热情地宣传革命道理，鼓动农民起来进行土地革命，震动很大。同族有一个在瑞安屿头国民党军队里当师级军官的叔伯，得知赵刚回乡的活动情况，特地派人连夜从百里外赶来劝阻，但赵刚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到中堡、金山、岚岩等地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反帝反封建。同时深入各地走门串户，到胡碎花等贫苦农民家做工作，组织农民暴动，让这个偏远的山乡沸腾起来了。赵刚的宣传在瑞安西区(今文成)人民的心中播下了一颗颗革命的种子。其间，赵刚结识了瑞安县总工会主席郑贤塘(1897-1974，浙江文成人)、时任瑞安西区区委书记周醉樵(浙江文成人)、山坑下岙的刘日璋(浙江文成人)、龙川的赵益(浙江文成人)等中共党员，并协助郑贤塘秘密发展党组织。到1930年1月，赵刚家乡大峃、双桂、赤砂、玉壶等地40多个村庄，党员已发展到300余人，建立西区农民赤卫队2000余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根据浙南特委七月份的工作报告，瑞安西区(今属文成)有2000多名农民赤卫队配合红军十三军的活动，为更多的农民群众在以后参加红军第十三军奠定了基础。

　　1928年5月，赵刚返杭继续搞兵运工作，按照党的“八七”会议决议精神，积极落实兵运部署工作。当时搞武装斗争，除了组织工人运动、农民的纠察队、游击队外，还要发动国民党部队起义，将地方各种形式的武装力量转变到共产党的领导。赵刚根据杭州的形势，认为杭州的纠察大队经过兵变，可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但由于在省委扩大会议之后没过几天，团省委负责人被捕，且有一人自首告密，形势非常险恶，当时从事革命活动更加困难。此时赵刚斗志弥坚，深入敌人内部，与省会巡察大队第七中队第一分队当兵的夏耀庭(又名荣亭，乐清县芙蓉村人)取得了联系。夏原住杭州东清巷里白衣寺，1928年9月移住拱墅，和艮山门火车站相近。赵刚对夏进行了考察，遂介绍夏耀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发展了8名士兵入党，建立了士兵支部。赵刚约期开会，筹集购买枪支款项，收藏武器，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士兵工作，赵刚在1928年10月8日专门向中共浙江省委写了一份《杭州兵运工作报告》，详尽地叙述了杭州士兵支部的活动情况和今后的工作部署。据当时的《浙江省委关于扩大会议本身的组织及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提到“杭州支部(士兵支部除外)完全解体，一时工作无法进行”。赵刚领导的杭州士兵支部，是执行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次和第二次扩大会议所确定的工人运动任务、方针的结果，是工人运动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手段。在当时起到了中流砥注的作用。

　　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以后，由于沪杭甬铁路地处蒋介石统治的中心地带，反动当局对这条铁路实行了军事管理，工头与工贼积极拼凑黄色工会，对工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更是变本加厉。不准工人开会、罢工，一切言论、结社、集会等自由都被剥夺殆尽，到后来竟然下令绝对禁止工人请假，无论工人生病还是因公负伤都不许休假，而且经常欠饷、欠薪，并随意增加工作时间。当时沪杭甬铁路工人在国民党新军军阀的残酷统治下，过着十分痛苦的生活。赵刚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积极参与秘密筹备召开沪宁、沪杭甬两路工人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最终于1928年11月15日如期召开，反抗路局新增苛待工人的条款，恢复被国民党工整会破坏的两路工会，通过了三项重要议案：目前工作决议案、组织问题案、巩固工会基础扩大全总组织案。赵刚在会上发言说:“我们沪杭铁路工人的生活现在比孙传芳军阀时代还要坏，我们如果不恢复工会组织，不起来斗争，就会沦为奴隶。”这次会议在铁路工人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9年1月，当时的铁道部委派司长蔡增基到两路局当局长，蔡为了进一步欺骗、麻醉广大工人，公开贴出布告，假惺惺地征求工人对路政的意见。赵刚得知这一消息后，在自己的住处召开专门会议，揭穿反动当局的骗人把戏，要大家丢掉妄想，坚持斗争。赵刚说:“国民党右派和新老军阀的一切布告、宣言、决议都等于是废纸，我们对蔡增基的布告也决不相信它有兑现的日子，我们唯一的办法是靠工人阶级自己，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同时，他还按照地下两路总工会的指示，组织工人给蔡增基写信，揭露骗局，并和沪宁铁路工人一起提出《改善路政、改善生活的二十条意见》，给铁路反动当局的代表人物蔡增基当头一棒。

　　1929年2月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了“二七”六周年纪念宣言，赵刚亲自刻印了宣言的全文，交给铁路检车工人，利用检车的机会，不为人们注意时，秘密散放在各节车厢内，向大家进行革命宣传，激励广大铁路工人“准备更大的力量，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府，才能完成二七先烈未竟之志。”同时，赵刚还发动了一次要求路局在年关加薪的斗争。

　　当时蒋介石为了攻打红军，到处搜刮战费，竟然动用沪杭甬、沪宁铁路工人的“赡养储蓄金”。赵刚按照党的指示，发动沪杭铁路工人为保卫赡养储蓄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曾组织党员和骨干用粉笔在车厢上书写“赡养储蓄金归还工人!”“反对赡养储蓄金转存中央银行!”等标语。他多次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如何扩大斗争声势，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赵刚愤怒地说:“我们不能容忍敌人用工人的血汗钱买枪炮，来杀我们自己的人。”以后这场具有政治意义的经济斗争迅速在两路广泛深入地漫延开来，成为1929年震撼国民党反动派统治集团的伟大斗争怒潮。

　　百折不挠 虽死犹生

　　1929年3月，赵刚策动省会巡察大队第七中队兵变，因赵刚同一个支部的楼子才叛变而事泄，在艮山门站行李房与吴宝林一起被捕。前来执行逮捕任务的武装军警押着赵刚到住处，反动军警到处翻箱倒柜，连壁上挂着的镜屏、镜框后面都搜遍了。当时在赵刚的住所被搜去天台县委报告三纸、《国际劳动运动中重要时事问题》一本。赵刚先被押在杭州祖庙巷公安派出所，后转押浙江陆军监狱(浙江陆军监狱建于1912年，此地是南宋大理寺的旧址，一代忠臣岳飞就屈死在大理寺的风波亭)。在1927-1937年间，浙江共产党、团员总数不过1740人，但被判关押在这里的就有1500多名。(黄仁柯的《陆军监狱》)。4月由浙江省高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1930年春夏秋之交，红军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红色根据地得到了发展。各地此起彼伏的武装暴动威胁着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对革命者来说，监狱也是战场。在狱中，赵刚与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徐英(1907-1930，浙江宁波人)、浙江省委代书记罗学瓒(1893-1930，湖南湘潭人)等核心党员骨干和狱中特支领导难友学政治、学文化，他们凭记忆整理出一份党的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摘要，向党员们进行传达。为方便沟通，他们还发明了《盆报》、编辑了秘密刊物《火花》《洋铁碗》，创作了《囚徒歌》，这首歌后来传到上海、南京等地区，被流传咏唱。这些狱中的红色革命活动，稳定了大家的革命情绪，坚定了革命信念，增强了特支的革命意志。反动当局为使政治犯逐渐消失革命斗志，分裂共产党员同群众的团结，在狱中实行一种所谓“吃饱饭”的办法，就是在每月规定的二元八角的伙食费以外，如被关押的政治犯自己能再拿出三元，这样即可吃到白米饭、鱼和肉，喝到西湖水。他们还把“吃饱饭”的政治犯集中关在丙监。赵刚为了便于联系狱中的同志和群众，坚决不去“吃饱饭”，坚特和难友们一起吃“五子饭”(里面有石子、砂子、稗子、谷子、还有老鼠屎等)，并发动狱中难友向监狱当局提出要求“吃西湖水”“菜里有一点油”。表现了共产党人永远同群众站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并肩战斗的高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