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与周必大

　　在南宋王朝时代，益国公周必大是一代名相，无人可比，在这位名相身上，也深深烙印着河洛文化的印记。八百年前，周必大和他践行的必大文化，也再度使河洛文化和良渚文化进行了融合。

　　河洛地区是指黄河和洛河共同流经的地方：西起陕西潼关、华阴，东经郑州延至开封，南止汝州、禹州，北到济源、晋南，有的学者认为还应包括山西南的运城。河洛地区形成的文化世称河洛文化，河洛文化圈基本涵盖河南省全境和山西省南部及秦之东沿。河洛文化包括仰韶文化（前5000到3000年）、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以及礼乐文化、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佛家学说、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从中华民族五千年之历史看，河洛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之根，是中华文化源流的主流。

　　华夏民族地大物博，文化多元。除了河洛文化外，位于浙江余杭的良渚（前约5300一4300年），五千年前已存在“地域国家”形态，良渚古国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良渚文化是史前中国南方的主流文化。

　　中国远古时期，以黄帝为代表的北方部落“禽杀蚩尤”代表的南方部落后，蚩尤部落的扩张政策遭到战败，良渚文明最终走向衰落，被中原文明所取代。但后来的江浙文化（良渚文化），由于处在海陆地区，仍然是活力旺盛的文化，现今被国家定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就是最好的说明。“良渚”文明引领着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开启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新纪元。”

　　《周必大传》（《宋史》）写到：“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郑州城管人。”说明周必大的根在郑州，于河洛地区。《大宋名相周必大》说：必大的祖父周诜，于北宋元符的庚辰年间（公元1100年）及第进士。先是被北宋朝廷任命为山西忻州法曹侍（执掌刑法），后于公元1115年担任陕西洛交县（今富县）县令，到宣和末年（公元1125年）又被任命为江西庐陵郡的通判。周诜从郑州到山西、陕西，公元1125年，携带全家赴任江西，定居庐陵。北宋被金朝灭亡（公元1127年）前夕，周必大问世（公元1126年），24年后（公元1151年）及第进士，当年就被授予徽州户曹，成为南宋官员。

　　北宋亡，国家南迁，加上金（元）南侵不断，大批宋人落户江浙，有的扎根岭南，这就使得河洛文化伴随中原人群南移而移，这个时期产生的必大文化就成为新的江浙文化。由于南宋是北宋的延续，政治、经济、文化仍保持未变，所以，必大文化中嵌镶着祖上的其因，支撑思想体系的仍是儒学和后来的二程理学，蕴含着浓厚的河洛文化，并成为江浙文化和河洛文化的融创者，这可从两方面见证。

　　唐后世乱，五代“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变，废周立宋。建立宋朝后，他害怕再现“陈桥兵变”，就“杯酒释兵权”，实行“崇文抑武”的国策，使北宋文化鼎盛、经济发达，拥现出了著名的大儒、理学鼻祖周敦颐，而后其学子程颐、程颢把其学说发展推向高峰。南宋时代，朱熹承袭河洛之学，并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是著名的理学家，哲学、思想、教育家和诗人。

　　朱熹（公元1130一1200年）和周必大（公元1126一1204）是同时代人，又是世交（周必大之父周利健和朱熹之父朱崧同为北宋政和八年进士），都是南宋王朝的官员，两人书信往来达28年，一直保持着较深厚的关系，所以，周必大的儒学思想也被理学所统。如：周必大执政理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则在此基础上又加上“正心术、讲诚心”的理学理念，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周必大参政治颇有影响。而后，面对金元南侵，周必大和朱熹都力主抗金。两人在往来的通信中都体贴百姓，关注民生，朱熹云：“今岁干旱，其势甚广。”周必大回：“熹前日所陈，应天恤民之目，皆今日之急务。”“前已试活人之手于千里，今又扩而充之，及于列域，斯民幸甚。”告诉朱熹赈济之事。两人在治国方针方面，不但传承了儒学，在江浙之地又增添了“诚意、正心”之理念，推动了二程理学的发展。

　　再是，“庆元党禁”，也称“伪学逆党”之禁。南宋宁宗（赵扩）时期，朝廷高层两派争斗，朱熹为首的程理学派被称为“道学”，首先受到攻击。后又斥“道学”为“伪学”，扩大打击范围，“永嘉学派”和陆九渊“心学”都受到牵连。宁宗下召，订立“伪学”党籍，周必大也被列入“伪学党魁”，《宋史周必大》写到：“自元庆以后，（韩）侂胄之流立伪学之名，以禁锢君子，而（周必大）与赵汝愚、留正实指为罪首。”庆元党禁从宁宗元年（公元1195），一直持续6年之久，周必大和程理学派共沉浮。

　　二程理学（道学）到南宋孝宗时影响遍及江浙，学术争鸣，纷成学派。影响力大的首为朱熹理学，次为永嘉之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可谓三足鼎立。在庆元党禁中，这些程理学系都受到了打击，周必大因在朝廷高层支持这些学派，也被列为其“头领”。从六年的“庆元党禁”中可以看到：周必大支持朱熹侧重探讨宇宙自然的“所以然”理学，并用“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念治国。认同陆九渊重于人生伦理、偏重“尊德性”的人性修养之“心学”，他并以此确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在“本心”的摧动下，“立志”为国为民服务。他还特别重视周行已（字恭叔）、袁道洁（程颐弟子）为首的、提倡“事功之学”的永嘉功利学派，其因并不是仅仅因为在“庆元党禁”之党籍五十九人名单中该派占四十人之多，或是他和周行已有冥冥之源，而是因为他认可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哲学家叶适的道存于事物本身（“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的见解。该派从当地实际出发，不虚空谈，主张农商一体、发展经济、富国强兵、抵御外侮，他认为这是改变南宋江河日下的必由之路。即使八百年后的今天，周必大的认知也不落伍。这说明已到晚年的周必大已成为成熟的政治家。他从多年的治理社会中看到了这些各具特色的程理学派对推动南宋发展的作用，因而也不遗余力地利用政治的高位尽力把它们融合，并在受打压之时全力支持，这说明了周必大已熟知生活工作的江浙之地，参于和推动了江浙文化的发展，并把产生于河洛之地的儒家创新的理学和冮浙文化有机的结合于一体，用于社会的管理和发展。

　　“庆元党禁”之争，实际是南宋高层就当时的社会发展而进行的路线之争，是以什么样的文化思维治理社会之争。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一直起着支撑和主导作用，宋朝出现的周敦颐和二程的理学思想，融合了儒、释、道，发展了儒学，本应有利于宋朝特别是处在危机中的南宋的治理，但是短视的皇帝及其官僚们没有看到，而且于宁宗庆元之始打压，时长六年，这加速了南宋的衰亡，也是清醒的周必大痛心和无奈的。但正是“庆元党禁”凸显了周必大的远见、胸怀和成熟的文化，也彰显了河洛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又一次融合。

　　体现在周必大身上的河洛文化还表现在周必大的忠孝之中。忠孝，即忠于国家、孝敬父母。家国紧密相联，强化了个体对国家尽忠、尽责的认知。忠孝之核心乃“诚”，无诚难有忠孝。

　　周必大毕生服务南宋四十余载，沉浮上下，仍一心为国，最终官高至皇帝之下、百官之上的“左丞相”。南宋初年，高宗赵构读了他的策文说：“是个负责起草诏书的人才（掌制手）。”宋孝宗说他是“真匠手（见《大宋名相周必大序》）。”宋宁宗赞他：“此四朝宗臣也，道德文章为世师表。”赐其谥号“文忠”，并亲书“忠文耆德之碑。”也曾任过丞相的楼钥在为其撰写的《神道碑》中说道：“孝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宰相凡十有五人，明良会遇，可谓盛矣，求其相为始终全德全福，未有如益国周文忠公者！”可见周必大诚于民族国家的忠孝之心。

　　“诚”，是任何一个忠良之士必备的思想，在河洛文化中也是主脉。远自西周王朝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周公姬旦，他是周文王思想的继承者，和兄周武王打下天下后，兄卒侄少，他辅佐成王平定叛乱，建立东京“洛邑”，“制礼作乐”，最后把政权还于成王。西周建立，摄政的周公立下了汗马功劳，当时周公凭自己的权力完全可以篡位成王，但他没有，而是以诚处事，真诚为国，做了个贤明的宰相，其忠孝之心和“敬德”“保民”为后世立了榜样，后来成为儒家的先祖。

　　再看北宋的周敦颐，他一生为官不高，但“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忠诚为国，诚信为民，人品扬天下。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称赞他具有“全德”。他做为古代杰出的哲学家，把“诚”作为理论的核心，说：“诚者，圣人之本。”继承了《中庸》的“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人之道也。”“诚首，物之如终，不诚无物。”他把“诚”看作人性的“纯粹至善”，在《通知》中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是人性的根本。他无欲、求静、求诚的道德修养，成为程颢、程颐理学之源，他也被称为理学鼻祖。

　　“诚”，延至南宋，周必大是最有力的代表，他用忠朝孝民的诚心铸造了自己的文化，把河洛文化和江浙文化有机的融合，也使自己价值人生，成为南宋一代名相。可以相信，伴随改革的深入，文化的挖掘和整合，必大文化将从静待走向辉煌，为江浙未来的发展注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