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1311~1375），字伯温，是元末明初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其著收入《诚意伯刘先生文集》《太师刘文成公集》等多种版本，存世文集煌煌二十卷、30多万字。相比存世文集内容，刘基存世墨迹较为罕见，其中上海博物馆藏刘基《行书春兴八首诗卷》、辽宁博物馆藏刘基《跋赵孟頫饮马图》内容也收录在文集当中，但在编排方式、个别字词上存在差异，这两件也是较为常见的刘基可信墨迹。笔者并非书画专业人士，仅是兴趣爱好，现摘选部分近年收集资源略加评说，不当之处，望方家教正。

    一、常见署名刘伯温的存疑墨迹

    近年收集刘基遗墨，发现网络流传的刘基墨迹存疑的多、可靠的少，甚至一些专业机构所藏的刘基题跋等书法作品也是疑点重重。我一一列举如下，供各位专家看客参考。

    1、《手执斑竹》草书轴。

    该书轴落款为“青田伯温刘基书”，尺寸大小、藏于何处均不详，周群先生所著的《刘基评传》载有该书轴图片。其内容与明晚期陈继儒所作《春日山居睡起即事》相同（如上图，载《陈眉公集》卷四）。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麋公，松江府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两人相差240余岁，疑点颇大。

 

    2、“画人胸次”草书题跋。该题跋出自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署名为王振鹏的画作《龙池竞渡图》，清宫旧藏，内容为“画人胸次见忠贞，意气规模一味清。想象当时同乐日，披图似有旧欢声。青田刘基题”。该画有王振鹏题记，除署名刘基的题跋外，另有袁桷题跋，仅此三人题，著录可见于《石渠宝笈》卷三十三。上述诗未载《刘基集》。

    但是该诗在书画著录著作清代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吴升《大观录》中也有记载，但题诗落款为“集贤大学士陈灏（颢）敬题”^[]，陈灏为元代集贤大学士（1264~1339）。两书均记录作者目见耳闻的书画款识、题跋内容，兼记作品尺寸、质地、递藏，条理秩然，至今仍是古书画研习者参阅和引征的重要书目，而且作者均是鉴藏名家，其著录内容较为可信。卞永誉（1645~1712），字令之，盖州（今辽宁盖平）人，历任浙江布政使、福建巡抚、刑部尚书等职。博学好古，家富藏书籍、碑帖、书画，精于鉴赏。吴升（生卒年不详），字子敏，吴县（江苏苏州）人，自幼雅好古物，尤精于鉴赏书画，所著《大观录》二十卷，详尽描述画面并加以评论，有宋荦、翁方纲作序，该书第十一卷至二十卷著录自东晋至明代的名画。

 

    卞永誉记载的《王朋梅金明池图并题卷》，小字注“一名《龙舟夺标图》”，著录该图后有李源道、袁桷、邓文原、柳贯、赵岩、王毅、吴全节、张珪、王约、冯子振、陈灏、陈庭实、李泂、杜禧、赵世延等十五位元人跋语。吴升记载的《王孤云龙舟图卷》为浅设色画卷，“楹桷柱栱窗扉设浅青绿色配赧色”“姬人红衫”，与卞氏记载相较，少了李源道、袁桷、邓文原、柳贯等四位元人题跋，其余内容相同。而上述《龙舟竞渡图》卷后题跋虽然只有三人，但内容与卞永誉、吴升记载相符，“画人胸次”诗署在刘基名下。

    今存世归于王振鹏名下的“龙舟图”有不下七八本之多，这一系列“多胞胎”画作或许是批量产物。鉴赏大家徐邦达鉴定多件该题材画卷，认为画与跋大多伪作，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龙舟图》可能是“至大本”真迹。从卞、吴二人的记载来看，《龙池竞渡图卷》署名刘基的题跋和《手执斑竹》草书轴是类似情况。

 

 

    3、“惟天之道好谦恶盈”书轴。落款“洪武甲寅五月廿日，伯温刘基书”，高72厘米、宽29厘米，该轴是拍卖会上出现的拍品。从形制来看，元末明初留存墨迹除了大字榜书匾额、摩崖碑刻以外，均为横向手卷形式且高度不超过45厘米，立轴书作与时俗似不相符。疑问颇大。该轴其实是临摹品，原件为明初书家沈度（1357~1434）的《楷书谦益斋铭页》。

 

    4、《跋冷谦白岳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三件冷谦《白岳图》（清宫旧藏两件、张大千捐赠一件），近年国内拍卖会上也有出现多件经名家递藏的《白岳图》。这些署名冷谦《白岳图》的“多胞胎”画作上署有刘基题诗一首，该未见于刘基存世文集。其中最著名的一件著录于《石渠宝笈》卷十七，台北故宫编《故宫书画图录》编号“成一九五-9”，收藏鉴定家王季迁认为该图可能为真且评价为“上上神品”，徐邦达先生鉴定语记录为“疑伪”。这些署名冷谦《白岳图》的“多胞胎”画作上有刘基题诗一首，但书写水平低下，同样存疑。

 

    二、可供对照的碑刻拓片

    一般来说勒石上碑的碑记、墓志铭、神道碑（庶人则是墓表）笔迹相对可靠，其出发点是将文字内容公之于众或者深藏墓穴，造假的经济价值并不高，刻碑者没有作伪的必要，来历明确的拓本可以作为刘基墨迹重要参照物。民国时期，仍有刘基书碑原石存世，如云和龙门《汤滨墓志铭》、温州城区平水王庙《仁济庙碑记》均是刘基笔迹，南田乡贤刘耀东藏有拓片，可见于《疚庼日记》记载，如今原石及拓片均已失传。

    近年笔者收集刘基遗墨，发现的刘基书碑存世拓片有《慧昙衣塔铭》（也称《慧昙塔铭》）、《陶德生墓表》，均可作为刘基墨迹形态的参考。其中《慧昙塔铭》为章钰（1864～1937）旧藏，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章钰曾任京师图书馆编修章，与时任图书馆馆长梁启超同为金石拓本收藏大家，章氏跋语有“宋濂文、刘基书。”^[]

 

    《陶德生墓表》现存多件拓本，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两件、临海博物藏有两件，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有一件，前不久文成博物馆举办“天地为心——刘伯温文化展”，其中就有临海博物的复制品，但尺寸略有缩小。

    三、较可靠的刘伯温传世书法作品

    笔者认为“较为可靠”的作品还要符合几个原则：一是各博物馆所藏一般按馆藏介绍默认真伪，但发现疑点、找到矛盾的排除在外。二是递藏有序也可默认为真，但一件作品中间收藏者无著录、没钤印都是常态，因此是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三是题跋和本幅之间的真假相关性并不强，明清以来古书画造假盛行，其中一种手法便是进行拆配，将原件拆分组成，成为真假掺杂的多件，某一部分的真假可是增加了另一部分的疑虑。以下均是笔者认为“较为可靠”的刘基墨迹，在此略作介绍。

 

刘基《春兴八首诗卷》，上海博物馆藏

    1、刘基行书《春兴八首诗卷》。该卷纵34.2厘米、横76厘米，纸本，后有清晚期王礼治、释达受鉴藏印，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诗作均收于刘基存世集中，个别文字略有出入，似作者在收入文集前审定修改。但在文集中，第六首“近时（闻）丹诏出天闱”拆下单列，其余为《春兴七首》。1980年，由书画碑帖收藏大家孙伯渊捐赠上海博物馆。孙伯渊(1898～1984)，是民国时期上海著名书画商人，他与鉴定家吴湖帆比邻而居，创立“石湖草堂”，徐邦达、张葱玉、张大千等鉴藏名家均是往来常客。

 

刘基《跋法藏尺牍》，来源:作者所藏民国珂罗版（经拼接补缺）

    2、刘基《跋法藏尺牍》。原帖尺寸不详，主帖为唐代华严宗三祖法藏（643~712）所书，后有元明刘基、高明、黄溍、宇文公谅等十多位元明人跋，曾由清成亲王永瑆、孔广陶、吴荣光等名家递藏，民国归有正书局创办人荻平子（1873~1941）所有，后经台湾流入日本，今存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可见于1922年上海有正书局珂罗版印本（刘基题跋遗漏两行）、1941年日本兴文社《文赋、与义想法师手书》以及日本1956年《书品》第62期，其中《书品》杂志中已有日本人坂本信男、西川宁进行深入考证。另有东京书道博物馆藏仿品曾在2019年东京颜真卿大展中展出，但无刘基等人题跋。从该卷刘基等人题跋可知，此卷主帖为法藏致朝鲜高僧义湘的书信，但信札最终又回到中国，该信札曾为宝林寺别峰和尚所藏，别峰即释大同法师，在刘基文集中可见多件酬唱诗作。卷后题跋中，刘基旧友瑞安人高明（1305~？）的题跋，其内容已补录在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高则诚集》中。刘基该跋文未见于文集，来日重编时，或可作为佚文收录。

    3、刘基《跋饮马图卷》。见于辽宁博物馆藏赵孟頫《饮马图》，刘基题跋高约28厘米，宽约64厘米。该卷传为赵孟頫为释元泰所绘，不久转赠释大同，后传至释道初，明永乐为山阴李彦政收藏，明末由李肇亨收藏并重新装裱。清初由康熙近臣、学者高士奇80两购得，不知白银还是黄金。后入清内府，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前以赏赐溥杰的名义连该卷同其他书画运往长春伪宫。二战胜利后，溥仪携逃至吉林临江被抓获，交由东北文物管委会保管，后归东北博物馆（今辽宁省博物馆）收藏^[]。卷后有宋濂、柯九思、丁复、唐珙、刘基、危素等元明人题跋。刘基跋文收于文集中，名为《宝林同讲师渴马图歌》， 其中“弃其国人仇敌是与”文集中为“丧厥元戎殄师旅”。

    该卷曾遭拆配，但其后跋语为真，如徐邦达先生对该卷评语“按此图笔滞且弱，与赵氏真迹的古穆浑厚不同，款字也不自然，必是旧人临摹。图后宋濂的小楷书题面目亦异，都非真迹。后另纸二十二元人诗跋则尽真，此是前人将真图拆去，易以摹本，其作伪时代约在明中期。高士奇只看题跋，不看画，凡跋真而佳的，就连本图一概以真迹目之。”

附记：

    笔者收集刘基遗墨，缘起于2015年夏，广州书友柳兄为笔者淘得一件刘基《跋饮中八仙歌》拓片，该拓片出自曲阜孔府《玉虹鉴真帖》。近年搜寻其他刘基遗墨，发现仍有量零散著录，来日详加考订，留作线索以便寻找原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