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之道，就是懂得如何控制

   □ 东君

  关于文成作家，我一直想聊点什么。
  上回在百丈漈一家西班牙华侨开设的菜馆里一边吃伯温烧饼，一边喝咖啡，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回去后我就写了一篇随笔《文成的烧饼与咖啡》。我说汪曾祺先生当年吃了龙井茶心巧克力，就引用上海人的话说，巧克力与龙井茶实是完全“弗搭界”。伯温烧饼的确好吃，咖啡也好喝，但两样东西放在一起享用，也会给人一种“弗搭界”的感觉。
  烧饼能否配咖啡？如果你把伯温烧饼吃出意大利披萨的味道，那么二者混搭，也是很有意思的。
  慕白送我的一本地方志记载，文成也是从瑞安、青田、泰顺三县边区析置出来，“混搭”而成的。我说这是过去与未来的混搭、新与旧的混搭、洋与土的混搭、现实与梦境的混搭。
   本次六本新书首发式，就是小说、诗歌、散文的一次“混搭”。我主要读的是小说，另外几本诗歌与散文集还没有来得及细读。
   由于时间太紧，徐世槐老先生的《最后一次握手》这本书我只读了几篇怀人文章，文字朴素而有深情。徐先生八十五岁高龄，但看上去依然精神矍铄。他的文字跟他的长相有着相似的地方，很儒雅。我感觉这本书可以做得更精粹一点，把那些杂七杂八的文章拿掉，只留下那些与故乡故人旧事有关的文章，应该会更好。徐先生教了一辈子的书，经历过民国时代和新中国成立之后每一个起起落落的时代，走过山里山外的地方，也见过一些可圈可点或籍籍无名的人物，这些故人往事他应该写了不少，如果能集成一册，会是另一种独特的呈现。我很期待徐先生能再出这样一本书。
  周玉潭老师的《见山》可以跟张嘉丽早前出的一本书《对照记》放在一起读，一本是写文成的山，一本是写文成的乡村。文成作家写文章总离不开山，因为他们坐在家里，不用开门也能见山，山就在窗外，仿佛伸手可触。读《见山》，我就想起古人的一种游山方式：卧读——取一幅山水画，慢慢观赏，代替游山玩水。《见山》这本书不仅要用眼睛去阅读，还要用双脚去阅读，我们如果没有走过那些山，文字终归是文字。
  我要特别提及王微微这本诗集《随时光远行》。没收到诗集之前她发过我电子版，我读了几篇，感觉很惊讶：里面居然没有一个错别字，没有一个病句，也没有任何语法问题。每一首诗都很正确，很完整。但这显然不是判断一首诗是否好诗的标准。我感觉王微微写诗有点像写正楷，一笔一划，工工整整，一笔不多，一笔不缺，她没有让字跳动或飞起来，过于平稳，似乎少了点打破平衡的力量。这一点要学学人家慕白，他的诗是“歪”的，带点邪性的，这就跟写字一样，故意歪斜一点，反而更有意思。在诗歌写作这条道上，她不应该总是写“正楷”，应该写点“行书”或“草书”，让自己的文字变得恣意起来，灵动起来。王微微的诗歌语言其实更接近于一种散文语言。在我看来，她的散文要比诗好。她在一篇《不在梅边在柳边》的博客文章里这样写道：“与文字相亲，一个眼神，便能感知，生出一辈子的欢喜来。”读她的散文，只须打量一眼，我就知道，她对文字是讲究的。这也是一个悖论：她的散文写得好，恰恰是得力于诗歌语言打的底。因此，作为同道，我还要建议她多写点散文，适当地写点诗。
现在重点谈小说。文成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它有很土的建筑，也有很洋的建筑，当然，还有不土不洋的建筑。说到建筑我就想到一位日本建筑设计师安藤忠雄。
  安藤忠雄谈到构成建筑必须具备三要素：
  第一要素是可靠的材料，就是真材实料。这里面所谓的“可靠的材料”可以对应我们文学中所谓的“熟悉的题材”。
  第二因素是几何形式。小说也讲究形式，如何选择人称视角、如何分布章节、如何设置障碍、如何切换时间与空间等都与形式有关。
  最后一个因素是“自然”。安藤忠雄所说的“自然”是指“人所安排过的一种无序的自然或从自然中概括而来的有序的自然（即人工化自然）。”文学作品最高的境界就是自然。文字如树叶，自然生成，就是一种美。
  这里我就借用建筑，谈谈见忘与张嘉丽的长篇小说吧。
  见忘的长篇小说《诗样年华》分五章，没有标题，直接注明第一章至第五章。如果用建筑来比喻，它就像是五层楼。每一层楼没有标注它的使用功能，你只有登楼之后才能看到不同的景观。
  而张嘉丽的长篇小说《光与微尘》，每章都有小标题，有点像一条商业街的店铺，每家店铺都有一个名字。
  见忘的小说写了一场异国恋，“我”和燕子身处两个地方：一个是在中国的鹤川，一个是在意大利的普拉脱。时间与空间一下子就拉大了。
  嘉丽的小说开头就写道：“一九三六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方凌波在法国街头漫无目的地走着，突然，他的视线被橱窗内的一幅油画吸引。”时间与空间也就此拉远。
  我在《文成的烧饼与咖啡》那篇文章里引用了小说评论闻名的詹姆斯·伍德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飞机发动机产生的影响或许比互联网更大，它把尼日利亚人带到纽约，把波斯尼亚人带到芝加哥，把墨西哥人带到柏林，把澳大利亚人带到伦敦，把德国人带到曼彻斯特。”用这句来谈论他们小说中的时空叙事也许不无恰当。我在那篇文章里面还说过这么一段话：“华侨把欧洲带到了文成，于是就有了这个马孔多式的小县城。一个农民洗脚上岸的地方，长出了钢筋水泥，长出了钢架、玻璃幕墙。在文成，我们还可以找到一点意大利、一点法兰西、一点西班牙。”现在，我在见忘和嘉丽的小说里也找到了“一点意大利、一点法兰西、一点西班牙”。
  作为侨乡，文成是中国的文成，也是世界的文成，文成作家即便写文成，也是站在世界那一头观看。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视角。
  见忘与嘉丽都在新闻单位工作，因此，他们的小说在写实能力方面是没话可说的。嘉丽的小说可以说是“正面强攻型”的，故事的推进很慢，但极具耐心，遇到障碍，她不会绕过去、跳过去。她要跟小说中的人物站在一起，化解他们的困境。我觉得她做了这么多年的记者，一些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在写小说的时候帮了她大忙。
  有位点评者说，她很佩服嘉丽，居然可以写那么长的小说。夸一个人的长篇小说写得长，就好比夸大海水多，虽然是一种无比真诚的夸奖，但到底还是没有说到点子上，在作者听来，反倒有点尴尬。如果你夸一个人诗写得短，那意思是说这首诗精短，作者或许会很高兴。但夸一个人小说写得长恰恰相反。当然，我在这里只是开个玩笑，作者与点评者都不要往心里去。嘉丽这个长篇小说如果让我来写，我会努力挤掉一些水分，让它短一点，更短一点。这个小说，我是跳着读的。我知道，她讲故事的能力是没问题的，因此，我要先读语言。因为给我点评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就不再多举例子了。跟之前相比，她的语言更坚实、更沉静了。
  我这次来文成，其实很想跟见忘兄聊聊小说的。之前，他读了我的小说集《无雨烧茶》写了一篇批评文章，前面表扬的话我就不念了，有一段批评文字我倒要拿来念一遍：“确实，似乎有点过于讲究了。于我这般追求阅读爽感的读者来说，东君的小说问题大概也在这里。对于语言，对于叙述极致地追求，那小说里的故事，以及人物就会被抹去粗糙，缺了野气，在烟火人间，如是火气不足，读者读来就会少了些炙热感，不自觉地疏离间，更是难以共情了。风雅背里，才是滚滚红尘。”
  见忘这本长篇小说是极见烟火气的，题目很雅，但事实上写的都是俗世男女，里面用了很多网络新词，甚至还有一些网络段子。这些俚言俗语，如果出现在我的小说里很可能会变成败笔，但在见忘的小说里倒是并不感觉那么违和。不过，用得太滥很可能会适得其反，作者不得不慎。
  因此，读见忘的小说，我有时也会想，如果是我，会怎么处理。
  胡加斋老师的小说《茶岭云开》虽然是写山里人，但也是烟火气满满的。比如写到茶姑用蒲瓜瓢从石槽里舀水那一段，又比如晚饭过后茶姑用两个带叉的树梗翻炒锅里的茶叶那一段，都是很有现实生活的画面感。这个小说写得很扎实，但我觉得故事“怎么说”，还有可以商榷的余地。比如，茶姑出场，作者就立马把人物背景作了介绍，张大爷两个孙子出场，作者也是急于介绍人物背景，这就少了一些悬念，少了一些留白。因此，这些人物信息要随着叙述的深入一点一滴地透露出来。小说结尾，可以让女主人公独自一人放一个红气球，这样就有一种令人心酸的幽默。红气球，应该是这篇小说中的核心意象，因此，我觉得小说题目可以改成《红气球》，这样是不是会更具现代感。
这里我继续聊聊那位日本建筑设计师安藤忠雄，他设计的处女作“住吉的长屋”，这个建筑作品完成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位于日本大阪一条老街上，基地面宽极窄（约4m），进深较深（约14m），是狭长结构，清水混凝土、铁玻璃、木材、石条作为主要材质，房屋被中庭分为三段，没有窗户，没有保暖隔热，非常封闭，坚实。起初户主不太满意，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问一答：
  问：安藤先生，冬天屋子里很冷呢。
  答：那就多加一件衣服。
  问：如果更冷？
  答：那就再加一件衣服。
  问：在非常非常冷的时候怎么办？
  答：那就忍着吧。
  这座备受争议的建筑现在成了很多建筑设计师到日本后必定要打卡的地方。设计师们认为，在建筑美学上，这座建筑的确有形式与功能之间的矛盾。小说有时候也是如此，你强化了它的教化功能，就有可能弱化它的审美功能。二者常常很难平衡。这就涉及到“说什么”与“怎么说”的问题。
  《诗样年华》里有这样一段话，虽然写的是饮食男女，但也可以看作是写作之道：“在那个世界里，我们可以放肆自己的身体，但愈是那样放肆，我们就知道愈要控制。”
  控制是写作中的一种叙事策略。王微微的诗如果把抒情的那一部分控制一点，见忘的小说如果把那些网络新词、套话控制一点，会不会更好？
  有些人人可说的句子，我们可能不会写出来，但无话可说的地方，我们可以找一些话来说。文章之道，就是懂得如何控制：控制行文节奏，控制叙事时空，控制作者情感等。这些话题如果展开来可以讲几个小时，但在此我就想跟大家交流以上这么一点粗浅心得。